時至今日，該到了我們思考教師應給學生留下些什么的時候了！

　　為什么在教育快速發展、日益普及的今天，在這個迫切需要教育家、熱切呼喚教育家誕生的時代，我們卻出不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諸如蔡元培、胡適、張伯苓、陶行知、梅貽琦那樣的大教育家呢？為什么我們數以千萬計的龐大教師隊伍，卻再也走不出像魯迅、陳寅恪、朱自清、錢穆那樣的大師呢？為什么一談到教育，人們總時常懷念那個內憂外患、動蕩不安的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通過回顧這段教育史，走近這些大師，會分明感覺到他們在謀生、治學和教書育人方面為我們提供的教師職業別樣的意義。

　　魯迅、陳寅恪、朱自清、錢穆、顧頡剛和沈從文等6位大師，在他們的人生履歷中，都有一段從教的生活。他們當初走上教書之路，都實屬別無選擇的無奈之舉，或因家庭變故，經濟無著，無法繼續求學深造；或是學成歸來，卻工作難求，理想抱負無法施展，而最終不得不謀求一個教職，用以維系生計。但是一經選擇，他們就都義無反顧。盡管在教書這條路上，他們遭遇的是物質匱乏、生活拮據，沒有鮮花，沒有掌聲，沒有金錢，沒有名利，遇到的常常是缺少支持，不被人理解的心靈孤寂和精神痛苦，但是他們都矢志不渝地在這條路上堅定并且快樂地走下去，把教好書、做好學問作為人生最大的快樂。

　　大師們當年并沒有這樣或那樣的師德考評細則，但他們恪守的卻是教師職業最崇高的道德操守。他們用自身的讀書做學問，深深地影響著學生，留給學生的不僅是學識、做學問的經驗和方法，更多是他們的人格魅力。他們用自身的學識、品德默默地引領、教育和幫助學生成長。

　　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胡嘉曾是錢穆的學生，60年后回憶自己在蘇高中的讀書生活時說：“其時，蘇高中的教師著書立說，努力寫作蔚然成風，學生在其老師潛心學問精神的感召下，自然也個個一心向學，把讀書求學做學問，作為人生樂事，樂此不疲。教師和學生都不把升學作為學習的唯一或最高追求，但學生在中學畢業時，往往都能考取理想的大學。”也正如其時蘇高中校長汪懋祖所言：“學校不以考大學為根本，而是極力推崇教師用自身卓越的學術追求和行動來帶動學生求學，學生在教師學術精神的感召和學術追求的引領下，反而很容易考上理想的大學，并且學生常常能體會到追隨老師求學的‘從游之樂’，以至對隨教師讀書生活終身難忘。”

　　對于這些大師，我們艷羨的不僅僅是他們的成功與成就，還有學生對他們的追隨和敬仰。和他們相比，現今的許多教師，留給學生的除了那些少得可憐的應付升學、應付考試別無他用的知識技能之外，還有什么呢？

　　即使那些已考上名牌大學的學生，是否得益于他們就讀的那些中小學、得益于曾經遇到的一兩名好老師？問一問他們，回答幾乎都是否定的。如果讓他們用一個詞來概括自己的中學學習，相信他們不少會使用“災難”或“煉獄”之類的詞匯。有相當多的學生甚至說，中小學根本就沒有教育，只有考試和分數。

　　作為一名教師，在親歷教育近20年的幾千個日日夜夜里，我曾無數次感動于那些具有很高文化品位和極強精神感召力的現代學校的治理，無數次飽含著熱淚聆聽教育專家、學者和知名校長的在激情歲月中的一個個感人至深的教育故事，也曾無數次領略當今教育名師的大家風采。然而，這一次又一次感動建立起來的偶像崇拜，卻總被一個又一個冷峻殘酷的現實所轟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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