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文革”結束后恢復高考，成為改變當代中國命運的一件大事。整整三十年過去了，剛恢復高考的那幾屆學生，他們的兒女如今也大都到了上大學的年齡，但1977年的高考作文題他們恐怕終生難忘，那就是《我在這戰斗的一年里》。但這個題目是誰出的，卻不一定每個人都知道。高考作文《我在這戰斗的一年里》的出題者，就是今年已87歲高齡的郭預衡教授。

　　在今年新出的《郭預衡自選集》中，有一篇《中國的文化傳統與“尊孔”、“批孔”》，此文發表于三年前，后被某家都市報再次刊用。這篇文章從歷史文化的高度娓娓而談，高屋建瓴，對我們認識這一問題和眼下的“讀經熱”、“孔子熱”有極大助益。

　　郭預衡教授當年在輔仁大學國文系讀書時，曾受業于幾位文史大師。其中，余嘉錫先生講目錄學，沈兼士先生講《說文解字》，趙萬里先生講校勘學，劉盼遂先生講經學歷史，顧隨先生講詩，孫人和先生講詞，孫楷第先生講中國小說史，儲皖峰先生講中國文學史。1945年郭先生畢業后，留校擔任余嘉錫先生的助教，同時考取史學大師陳垣先生的史學研究生。親炙名師，當然是郭預衡教授日后取得大成就的一個極有利的條件。但當時受業這些名師的，并不止二三人，后來取得大成就的畢竟寥寥。其中個人的修行，還是很重要的。

　　郭預衡教授說，當年，陳垣先生教他們研究生，讓他們一字一句地讀顧炎武的《日知錄》，然后校勘，寫筆記，并從中找出錯誤，寫成短文。這種學術訓練，讓郭預衡教授終生難忘。

　　郭預衡教授說自己青年時代有兩個時期集中讀了不少書。當年從河北老家出來，到天津讀中學。“七七事變”爆發那年，他17歲，正好生病，就回家休養。他說，那時他自己已有了較強的獨立閱讀能力，記憶力又好，就利用在家休養的一年多時間，系統而又集中地看了不少書，主要是讀史。第二個集中讀書的時期，是上個世紀50年代，他被派往匈牙利“講學”兩年多。這使他避開了國內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得以集中時間讀書，學習，從事學術研究。他從我國駐匈大使館借來一整套《魯迅全集》，認真研讀，獲益極大。郭先生本來是把魯迅當做“五四”時期的一位大作家來讀他的著作的。他上個世紀50年代在《光明日報》發表研究魯迅的文章，也是從這個角度。這次通讀魯迅，他發現魯迅不僅是作家，也是學人，而且是前所未見的學人。同自己見過的學人相比，魯迅似是學人之中的異端、學林之外的學人。郭先生稱自己“平生為學，服膺魯迅”，就是從這時開始的。

　　“平生為學，服膺魯迅”，不是一句空話。郭預衡教授幾十年來，致力于中國文學史研究，其中很重要的思想武器就是魯迅。他說，魯迅的文學史見解，現在看都是領先的。只是我們并沒有真正把魯迅的學術思想運用到研究中。郭預衡教授的文學史，史料扎實、宏富，史識不凡，自覺地以史的眼光分析文學史。《中國散文史》三大卷，160萬字，是郭預衡教授以一人之力，十九年之功完成的巨著，被學界稱為“填補中國文學史研究的空白”。

　　談到現在的青年人讀書，學習中國文史，郭老也是遵循魯迅的意見，主張首先“讀史”、“治史”。魯迅說過：“一治史學，就可以知道許多‘古已有之’的事。”這是很重要的。

　　郭預衡，1920年生，河北玉田人。1945年畢業于北平輔仁大學國文系。長期從事中國文學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曾任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中國古代散文學會會長，主要著作有《古代文學探討集》、《歷代散文叢談》、《中國散文史》等，并主編《中國古代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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