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大事記·1963年

　　１月２９日周恩來在上海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上講話，指出：我們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們祖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

　　２月１１日－２８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工作會議。會議討論關于在城市開展“五反”運動、嚴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貿易和堅決打擊投機倒把、１９６３年國民經濟計劃和中小學工作條例等問題。會上，毛澤東介紹了湖南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及河北保定地區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簡稱“四清”）的經驗，提出“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督促各地注意階級斗爭和社會主義教育問題。

　　３月１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厲行增產節約和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的指示》，要求在縣以上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有領導有步驟地開展這個運動。從此，“五反”運動在全國部分城市逐步展開。

　　３月５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向雷鋒同志學習”的題詞。隨后，全國開展學習雷鋒的活動，使解放后形成的良好社會風尚，在克服困難和挫折的過程中，得到了繼續發揚。

　　３月２７日中共中央頒布《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指出，這個條例鮮明地體現了毛澤東思想，總結了幾十年來軍隊政治工作的豐富經驗，闡明了軍隊政治工作的重大原則，繼承和發揚了人民解放軍的優良傳統，是我軍政治工作的法規和行動準則。

　　３月２９日中共中央批轉文化部黨組《關于停演“鬼戲”的請示報告》。報告提出全國各地，不論城鄉，一律停止演出“鬼戲”。５月６日、７日，《文匯報》發表《“有鬼無害”論》，點名批判了孟超的劇本《李慧娘》和繁星（即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

　　從此，開始在報刊上對文藝學術界代表人物進行過火的批判。

　　４月９日中共中央轉發華北局《關于華北地區農村建立貧、下中農組織的情況匯報》。同意在農村建立貧下中農組織。

　　４月１２日－５月１６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先后訪問印度尼西亞、緬甸、柬埔寨和越南，加強了中國同這些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９月１５日至２７日，劉少奇主席訪問朝鮮，進一步加強了中朝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和偉大團結。

　　４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北京召開文藝工作會議。會上，就柯慶施提出的所謂“寫十三年”問題展開激烈爭論。周揚等多數人在發言中指出：“寫十三年”這個口號有片面性，批駁了那種認為只有寫社會主義時期的生活才是社會主義文藝的錯誤論調。

　　５月２日－１２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大區書記參加的小型會議，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問題。這次會議制定了《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２０日，中共中央把它作為指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綱領性文件予以發布。《前十條》對我國形勢作了“左”的估計，認為“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斗爭情況”，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正在對我們猖狂進攻”，要求“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開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打退資本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進攻。會后，各地重新訓練干部，進行試點，為大規模地開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作了準備。

　　７月５日－２０日中共代表團和蘇共代表團在莫斯科舉行會談。在會談期間，14日，蘇共中央發表《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就中蘇兩黨關系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問題全面攻擊中國共產黨。為了回答蘇共的攻擊，從１９６３年９月至１９６４年７月，《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聯名發表了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中蘇兩黨關系急劇惡化。

　　７月２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勞動部關于一九六三年工資工作安排意見的報告》，在國民經濟開始全面好轉的情況下，決定拿出11億元，為40%的職工調整工資。

　　７月２５日中共中央轉發陜西省委宣傳部《關于陜西地區思想戰線上階級斗爭形勢和我們的意見的報告》。中央指出：“當前國內嚴重的尖銳的階級斗爭，在思想戰線上，在教育、理論、科學、文藝、報紙、刊物、廣播、出版、衛生、體育等方面，都有很值得注意的表現。”?

　　７月３１日中共中央在批轉中央精簡小組《關于精減任務完成情況和結束精減工作的意見的報告》中，宣布這一工作基本結束。據統計，自１９６１年１月到１９６３年６月，全國職工減少了1887萬人，城鎮人口減少了2600萬人，吃商品糧人數減少了2800萬人。《報告》指出：“由于大量地減少了職工、城鎮人口和吃商品糧的人口，加強了農業戰線，減少了工資開支，減少了糧食銷量，提高了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對于改善城鄉關系、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好轉，起了很大的作用。”?

　　９月６日－２７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工作會議。會議討論了農村工作、１９６４年國民經濟計劃等問題，并著重討論了工業發展的方針問題。會議確定，從本年起，再用三年時間，繼續進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工作；作為第二個五年計劃（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２年）到第三個五年計劃（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０年）之間的過渡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主要是工業的各個部門，要認真做好提高質量，增加品種，填平補齊，成龍配套的工作；并要搞好設備更新和專業化協作。這個決定對經濟調整工作有重要意義。在這一方針指引下，會議提出１９６４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會議制定《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簡稱《后十條》）。《后十條》一方面強調“以階級斗爭為綱”，另一方面又指出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農民群眾和農村干部的重要性，規定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干部，以及正確對待地主、富農子女等基本正確的政策。此后，各地在試點的基礎上，在部分縣、社開始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９月１６日－１０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召開第二次城市工作會議。會議提出當前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務是：繼續做好工業的調整工作，進一步確定企業的發展方向、生產規模和協作關系，加強設備和廠房的維修，加強科學技術研究，改善企業的經營管理；努力做好商業工作，要按照經濟區劃合理地組織商品流通，更好地為生產和生活服務；大力發展城市郊區的農副業生產，建立副食品生產基地，保證城市副食品供應；加強房屋和其他市政設施的維修，在工廠中，要解決廢水、廢氣和廢渣的處理和利用問題；積極開展計劃生育，爭取在三年調整時期，把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長率降到千分之二十以下。

　　９月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孫冶方寫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管理體制中的利潤指標》的研究報告。強調要抓企業利潤，反對不計成本、不講效益的企業管理制度。他的這個觀點被說成是修正主義的經濟觀點，當即遭到康生、陳伯達組織的批判和圍攻。孫冶方一直堅持自己的正確觀點。康生對他進行政治陷害，派“四清”工作隊進駐該研究所，搞所謂孫冶方與張聞天（張當時是該所的特邀研究員）的“反黨聯盟問題”，把孫冶方說成該所“反黨聯盟”的頭目。隨后又撤銷其所長職務，下放農村“勞動改造”。

　　１１月１７日－１２月３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聽取李富春、李先念代表國務院所作的關于國民經濟計劃和國家預算的報告。周恩來作重要講話。針對蘇聯施加的經濟壓力，會議著重指出我國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中堅持自力更生方針的重大意義。

　　１２月２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原則批準中央科學小組、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黨組關于1963―197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的報告、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和科學技術事業規劃。規劃總的要求是：動員和組織全國的科學技術力量，自力更生地解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關鍵性的科學技術問題，迅速壯大又紅又專的科學技術隊伍，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掌握60年代的科學技術，力爭接近和趕上世界先進科學技術水平。

　　１２月１２日毛澤東在中央宣傳部的一個內部刊物上針對文藝界寫了一個不符合實際的批語，說：文藝界的“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又說：“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隨后，根據這個批語，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及其所屬各協會開始整風。

　　１２月１４日－１９６４年２月２９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訪問阿聯（即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當時包括埃及和敘利亞，這次訪問了埃及）、阿爾及利亞、摩洛哥、阿爾巴尼亞、突尼斯、加納、馬里、幾內亞、蘇丹、埃塞俄比亞、索馬里、緬甸、巴基斯坦、錫蘭（今斯里蘭卡）等14個國家，增進了中國同亞非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加強了中國人民同亞非人民之間的友誼和團結。在訪問索馬里期間，周恩來總理宣布中國政府對外提供經濟援助一貫根據平等互利、嚴格尊重受援國的主權和獨立、盡量減少受援國的負擔、幫助受援國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經濟上獨立發展的道路等八項原則。

　　１２月２５日新華社報道，我國石油產品已經達到基本自給。這是我國自力更生地進行經濟建設取得的一項重大成就。?

　　本年度國民經濟狀況：工農業總產值1635億元，比上年增長9.5％。其中，工業總產值993億元，比上年增長8.4％；農業總產值642億元，比上年增長11.6％。工農業主要產品產量：鋼762萬噸，比上年增長14.2％；煤，21700萬噸，比上年下降1.4％；發電量490億度，比上年度增長7％；糧食17000萬噸，比上年增長6.3％；棉花120萬噸，比上年增長60％；油料245.8萬噸，比上年增長22.7％。基建投資總額98.16億元，比上年增長37.7％。社會商品零售總額604.5億元，比上年增加5000萬元。國家財政總收入342.3億元，總支出339.6億元，結余2.7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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