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師自述】

　　1980年2月初的一天，上海《解放日報》、《文匯報》都以第一版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新評出的全市三十六位特級教師的照片，這是“文革”后第一次以這樣隆重的方式展示優秀教師的形象，報紙一出版，立即成了社會輿論的熱點。我的照片也榮幸地躋身其中。

　　“錢夢龍是誰？怎么從來沒聽說過？”不少老師發出了這樣的疑問。也難怪，三十六位特級教師，大多在教育界早已享有盛名，只有名不見經傳的錢夢龍是個例外。

　　“錢夢龍也成特級教師了？是不是搞錯了？”有些稍稍了解我的人這樣說。也難怪，僅有初中畢業學歷的錢夢龍，即使作為一般中學教師也是不合格的，怎么會和“特級教師”這個標志著教師最高榮譽的稱號扯到了一塊兒？

　　于是，一個問題引起了人們的興趣：錢夢龍的路究竟是怎樣走出來的？

我為什么選擇教師職業？

　　我不是學師范的，當教師完全是出于個人的選擇。

　　我初中畢業以后，因母親病逝，家道中落，只讀了三個多月的高一就失學了。在家呆了半年左右，上海解放，翻天覆地的變化激起了我投身社會的熱情。

　　可是我能為這個新生的社會做些什么呢？

　　當時我第一個想到、也是唯一能想到的，就是當教師。因為我的心中裝著一位教師的完美形象，是他使我切身感受到了教師工作的崇高和不同尋常的意義。

　　我從小智力平平，生性頑皮，不愛學習，到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已創下了三次留級的“記錄”。老師送給我的評語是“聰明面孔笨肚腸”。自卑的陰影籠罩著我，使我完全喪失了進步的信心。但在我五年級留級后，遇到了一位終生難忘的好老師——武鐘英老師，這是我一生的幸運。

　　武老師教我們國語課兼級任教師，上課的第一天就把我叫到辦公室，拿出一本四角號碼小字典，對我說：“現在我教你四角號碼查字法，如果你能學會，就可以證明你不是‘聰明面孔笨肚腸’。你想證明一下自己嗎？”我當然很想知道自己究竟笨還是不笨。結果在武老師的指點下很快學會了這種查字法，這使我對自己的信心大增。接著武老師又給我布置了一項任務：在他每教新課之前，由我把課文里的生字從字典里查出來抄在黑板上，供同學們學習。一個長期被同學們看不起的“老留級生”，居然還能承擔如此光榮的任務，自然感到從未有過自豪！我由于愛武老師，也愛上他的課，對他布置的作業都能認認真真、一絲不茍地完成，于是又不斷在國語課上受到表揚。到六年級時，武老師又把我的一篇作文推薦給縣里的一份報紙，居然發表了。當我看到自己的名字變成了鉛字，清清楚楚地印在報紙上時，真比登臺領獎還要風光十倍！

　　最難忘的是領小學畢業證書和成績單的那一天。記得武老師在把成績單發到我手里的時候，親切地拍著我的肩膀說：“錢夢龍，看看我給你寫的評語吧。”我至今對打開評語欄時看到的第一句話仍然保持著強烈的印象，這句話是：“該生天資聰穎”！我知道，這是武老師兩年來幫助我一步步克服自卑、自棄心理的最后一步。至此，“聰明面孔笨肚腸”那句話投在我心靈上的陰影，已被自信的陽光驅散得無影無蹤了。當我進入初中的時候，已經是一個酷愛讀書的少年郎了。

　　今天，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正是武老師，用他真摯的愛心和出色的教育藝術，把我從“差生”的路上拉了回來，乃至改變了我的一生。

　　1949年當我決定投身社會、面臨選擇的時候，又是武老師的形象堅定了我當一名教師的決心。于是我到縣城西門外的一所初級小學去毛遂自薦，居然感動了校長，讓我當了一名義務教師。這就是我的教師生涯的開始。

　　從我走上講臺的那一刻起，五十多年來，武老師始終是樹立在我心中的一枝高高的標尺，是他，不斷地鞭策、鼓舞著我努力做一個像他那樣對學生充滿愛心的教育藝術家。

　　我也懂得了一個道理：人的能力暫時低一些不要緊，但心中的標尺不能低。

我是怎么勝任高中語文教學的？

　　我在小學擔任義務教師僅一個學期，就得到了一位中學校長的賞識，1950年開始到中學兼課，1951年成為專職中學語文教師，直至1957年上半年止，26歲的我已是這所縣重點中學的高中語文教師、教研組長、優秀教師。當時縣教育局舉辦教師暑期培訓班，還聘我擔任語文班的主講教師，為比我年長得多的語文教師講課。

　　人們覺得奇怪：一個僅有初中學歷的青年教師，怎么可能勝任這樣的教學任務？

　　對這個問題，我有時候自己都有點兒納悶：我究竟是憑什么勝任高中和語文教師培訓班的課程的？細細想來，無非是憑著這樣兩條：一條是學生時代打下的扎實的國文基礎；另一條是教學中采取了“反求諸己”的策略。

　　我在中學讀書時，國文成績突出，可以說完全得益于我的自學。我愛讀書，也愛寫文章；為了寫好文章，閱讀時又養成了琢磨文章的習慣，尤其在國文課上，老師每次開講新課之前，我總要先把課文好好琢磨一下，到聽課時就把自己的理解和老師的講解互相印證、比較。這種學法，把單一的“聆聽”變成了全方位的“思考”，不但知識學得活，又鍛煉了思維能力。課外，我雜覽旁搜，讀了不少書，古典的，現代的，中國的，外國的，詩詞、散文、小說、理論，都愛隨便翻翻；由于愛寫作，又獨自創辦了一份名為《爝火》的壁報，自己撰稿，自己編輯，定期刊出。不間斷的閱讀和寫作，使我的知識積累和語言表達能力，都明顯高出于我的同齡人，這又反過來促進了我課內的國文學習。每次國文考試前我都從不復習，但都穩穩當當地名列榜首。可見，我雖然只是初中學歷，但我的語文“學力”事實上已遠遠高于初中。

　　其次是在教學方法上比較善于體悟。《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早年學習國文的這些經驗在我當了教師后正好給了我教好語文的啟示。初為人師的我根本不懂什么教學法，但我深信，自學既能幫助我學好國文，肯定也能幫助我的學生學好語文。

　　因此，語文課上我盡量調動一切手段，或提些有啟發性的問題，或設置能引起學生思考的懸念和情境，想方設法激起學生讀書、求知的欲望和興趣，引導學生像我當年學習國文那樣學習語文；教學生讀課文時，則自己盡量少講，多留一點時間給學生自己讀書和思考。當時腦子里還沒有“教學藝術”的概念，但這種從自己獨特的“學歷”（自學的經歷）中體悟出來的“教學法”，與當時語文教學中普遍采用的刻板的串講法確實不大一樣，學生學得比較主動，讀書、寫作的興趣也很高，因此受到了學生的歡迎，彌補了我學歷不合格的“先天不足”。

　　1956年，我因教學成績比較突出，被評為優秀教師，并被指定在全縣優秀教師大會上宣讀了題為《語文教學必須打破常規》的論文。這篇論文，標志著我的語文教學改革意識的覺醒。我在1980年以后陸續提出的“自讀”、“教讀”等概念，“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訓練為主線”的教學觀，以及在此基礎上構建的“語文導讀法”，追根溯源，都可以從我的自學、體悟的歷程中找到依據。

　　由此我想：一、一個人在中學（尤其是初中）階段打下厚實的語文基礎，知識面廣，能讀善寫，對他今后的發展，其作用比通常想象的要大得多；二、一個教師如果能從自己的發展過程中悟出某些帶有規律性的認識，用以指導自己的教育教學實踐，他就很可能成為一個教育藝術家或教學的藝術家。

機遇偏愛有準備的頭腦

　　我絕對意料不到，1979年下半年一次突然到來的機遇，一下子把我的名字和“特級教師”的榮譽稱號聯系到了一起。

　　記不得具體日期了，上海市教育局決定在我當時供職的嘉定二中召開上海郊區重點中學校長現場會，會議的一個內容大概是研究課堂教學問題，并要求所在學校提供上課的實例。當時全校教師都做好了開課的精心準備。我因負責學校的黑板報工作，校長要求在開會前必須更新全校黑板報的內容，忙得我連備課的時間也撈不到。我想：反正我平時就這么上課，校長們來聽我的課，就請他們吃一頓隨意的“家常便飯”吧。有了這樣的精神準備，心里也就坦然了。

　　想不到開會那天來聽我課的校長還特別多，把個大教室擠得滿滿的。我執教文言文《愚公移山》。我教文言文，從來不用串講法，而是在學生自讀的基礎上，結合對文章內容的理解，通過師生對話，引導學生體會文言詞句的含義和表達作用。這樣教讀文言文，學生學得主動，課堂氣氛生動活潑（后來我用同樣的方法在杭州教這篇課文，教學實錄在《語文戰線》雜志發表后，當時上海市教研員徐振維老師這樣評價：“錢夢龍《愚公移山》的教學震動了大江南北。”福建省教科所程立夫告訴我，他們曾把《愚公移山》教學實錄作為學習資料印發給全省語文教師參考）。想不到這頓“家常便飯”引起了市教育局領導和校長們的濃厚興趣，并給予了極高的評價。過后不久，市教育局主持的重點中學教導主任會議又在我校召開，又聽了我執教的文言文《觀巴黎油畫記》，又獲好評。

　　這兩件事過去也就過去了，我根本沒放在心上。想不到1979年底，校長給了我一份“上海市特級教師申請表”讓我填，說是縣里推薦我為上海市特級教師。老實說，表我是填了，但自知只是填填而已，根本不抱任何希望。因為這是建國以來首次評特級教師，挑選特嚴，比例是三萬分之一（三萬名教師中評出一名），而我的條件又太差：學歷初中畢業；政治身份“摘帽右派”（當時“右派”還未改正）；在市里又毫無知名度。但更出乎意料的是，經過評審委員會的嚴格審查，一輪輪地淘汰，最后留下了36名幸運者，我居然也名列其中！

　　有人說，錢夢龍的機遇好，如果沒有那兩次市級會議的聽課，他怎么可能脫穎而出。此言有理。但我更信奉生物化學奠基人巴斯德的一句名言：“機遇偏愛有準備的頭腦。”我所展示的雖然只是短短的兩堂課，上課前也沒有精心地備課，但為了上好這兩堂課，我卻準備了幾十年！事實上，從我走上講臺、摸索適合我的教法的第一天起，我就已經在“時刻準備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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