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蘭特船長的兒女:25．不列顛尼亞號上的遇難船員

　　25．不列顛尼亞號上的遇難船員

　　這幾句話引起全場上難以形容的驚愕。爵士一下子跳起，離開座位，叫道：

　　“誰這樣說？”

　　“是我，”在桌子那端有個農場工人回答。

　　“你呀，艾爾通！”奧摩爾說，他的驚奇不亞于其他人。“是我，”艾爾通興奮而堅定地說。“我，和您一樣，爵士，是蘇格蘭人，而且還是不列顛尼亞號上的一個遇難船員。”

　　這一宣布，產生了一個巨大的影響，瑪麗小姐感到天暈地轉，心里高興地差點昏，不由自主地倒在海倫夫人的懷里。門格爾、羅伯爾、少校等也都圍到艾爾通身邊來。

　　艾爾通是個45歲的人，一副嚴酷的面孔，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深陷下去。他一定有非凡的氣力，雖然很瘦。他渾身筋骨可見肥肉與他似乎無緣，中等身材，身膀寬大，舉動堅決，面容嚴酷，神色充滿了智慧和毅力。這一切使人一看便產生了好感。他似乎最近還受過苦難，這苦難在他臉上烙下的印證更增加了他的同情心。他是一個不僅能吃苦，并且不怕吃苦，而且能戰勝苦難的人。

　　爵士和他的朋友們一看便感覺出這一點，艾爾通這個人叫人家一接觸，就不能不重視。爵士代表大家發言，提出許多問題，艾爾通一一回答了。他們兩個在這種場合巧遇知音又是同胞，心里百感交集。

　　所以，爵士最初提出的問題都是雜亂無章的，仿佛是不由自主地涌出來的。

　　“你是不列顛尼亞號上的遇難船員？”他問。

　　“是的，爵士，我是那條船上的水手長。”

　　“是船只失事后和他們一起脫險的嗎？”

　　“不是，爵士。在那可怕的當兒，我被甩出船幫，被海水打到海岸上來了。”

　　“你不是文件中說的那兩個水手之一嗎？”

　　“什么文件？我不知道這回事！”

　　“那么船長呢？”

　　“我原以為他淹死了，失蹤了，沉到海底去了。我一直認為只有我一個脫險呢！”

　　“但是，你剛才說船長還活著呀！”

　　“不對，我剛才說，如果船長還活著的話……”

　　“你剛才又補充了一句，他一定活在澳大利亞大陸上啊！

　　……”

　　“是呀！他只能在這片大陸上。”

　　“那么，你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兒嗎？”

　　“不知道，爵士。我再重復一遍，我以為他葬身海底了，或者在巖石上撞死了。是您告訴我也許他還活著的呀。”

　　“那么，你還知道什么？”爵士問。

　　“我只知道一點，如果格蘭特船長還活著，他就在澳大利亞大陸。”

　　“船究竟在哪兒出事的？”少校終于忍不住了。

　　這本該首先提出的問題，但被爵士和艾爾通之間空泛的談話給耽擱了。現在，談話步入正規，比較有條理了，不一會兒，那段漆黑的歷史情節開始明朗化了。

　　艾爾通對少校先生提出的問題作了如下回答：

　　“當我正在船頭接觸帆時，突然被甩了出去，不列顛尼亞號正向大洋洲海岸駛去，那時它離岸不過兩英里。因此，出事地點一定就在那兒。”

　　“在南緯37度線上嗎？”門格爾問。

　　“是的！”艾爾通說。

　　“是不是在西海岸啊？”

　　“不是，在東海岸，”水手長糾正說。

　　“在什么時候？”

　　“1862年6月27日夜晚。”

　　“對了，對極了，”爵士叫起來。

　　“您該明白了吧，爵士，”水手長又補充道，“如果格蘭特真活著，就一定在大陸上能找到他，不能到別的地方去找。”

　　“我們一定去找，一定找到他們，把他們解救出來，朋友們！”地理學家叫起來。“啊！寶貴的文件啊，”他又天真地補充上一句，“不能不說你落到最聰明的人手里。”

　　無疑地，沒有人聽這位地理學家恭維的話語。哥利納帆夫婦、瑪麗和羅伯爾又再次涌向艾爾通身邊。他們握著艾爾通的手，好象有了這個人在眼前，格蘭特船長的安全就有了保證。既然水手能安全脫險，船長還不能逃出那場災難嗎？艾爾通也樂意地重復著格蘭特應該和他在一起的話語。大家又問了他許多問題，他都一一作了解釋。當他講話的時候，瑪麗小姐握著他的手。這是父親的一個伙伴呀！是不列顛尼亞號上的一個船員呀！他曾在格蘭特船長身邊生活過呀！他們共同漂洋過海，冒著共同的危險呀！瑪麗小姐緊盯著他那張飽經風霜的臉，激動地流出淚水。

　　直到這時為止，沒有任何人再懷疑水手長的身份了。只有少校，或許門格爾也在內，他們心里想艾爾通的話是否能完全相信。這種意外的巧合可以引起若干懷疑的。當然，水手長舉出許多事實以及許多彼此相符的日期，還舉出許多動人的特殊細節。但是細節盡管正確，也不一定是真的，因為騙子的手段往往高明得多，大家都知道這一點。因此，少校保留態度，不肯立刻下斷語。

　　至于門格爾船長呢，他的懷疑不久就被水手的話打消了。當他聽見那水手對瑪麗談論她父親時，他認為艾爾通真正是格蘭特船長的伙伴了。艾爾通非常熟悉船長的孩子。當他們出發時，他還在格拉斯哥港見過他們。他說，那天船長向朋友告別，舉行了宴會，兩個孩子都來吃飯。那時，小羅伯爾還不到10歲，船長托水手狄克照看他，他卻背地里爬到桅桿上的橫木，虛驚一場！

　　“真是這樣嗎？”小羅伯爾笑著問。

　　水手長又隨便講了許多小事情，仿佛無足輕重，但船長卻看得十分重要。他歇下來，瑪麗就柔聲請求他：

　　“再說呀，艾爾通先生，再給我們講講我們的父親。”

　　水手長極力地滿足他們的要求。爵士不愿打斷他的話頭，但是有更多的問題擠在腦子里，海倫夫人讓他看瑪麗那種快慰的情緒，不讓他開口。

　　就在這段談話中，艾爾通敘述了不列顛尼亞號的歷史以及它在太平洋上的航行。瑪麗對那次航行也知道一部分，因為船只的消息一直到1862年5月才消失。這一年中，這艘船在大洋洲各主要陸地都曾靠岸，他們到過新幾內亞、新西蘭、新喀里多尼亞，這些陸地多是殖民地，所以他們到處受到英國當局的歧視。然后，他們居然在巴布亞西岸找到一個據點，覺得可以在那兒建個移民區，并可以保證它的繁榮。的確，在摩鹿加和菲律賓的船路中間如果有一個中途站，一定能吸引許多船只，特別是蘇伊士運河開通以后，經過好望角的航線就取消了。格蘭特船長是個富有正義感的人，他反對那些不顧國際共同利益的政治斗爭。

　　不列顛尼亞號在勘察完巴布亞之后，就到卡拉俄去辦糧食，1862年5月30日離開卡亞俄港，準備由印度洋取道好望角回歐洲大陸。啟程后三個星期，一場駭人的暴風雨把船打壞了。船幾乎要翻了，非砍斷桅桿不可。船底漏洞開始進水，怎么也堵不住。全體船員幾天幾夜未合眼，快累死了，他們一刻也離不開抽水機。輪船在風暴中顛簸了8天8夜，艙里水深6米了，船體漸漸下沉。而小艇又都在狂風暴雨中刮走了。大家只好在船上等死，而這時候，正如地理學家推測的那樣，船望到了澳大利亞東海岸。不一會兒，船就撞岸沉沒了。先是猛烈一碰，艾爾通被浪頭卷進去，打到一個珊瑚礁上，暈了過去。蘇醒過來以后，他已落到土人手中。當他被帶往內陸后，再也沒有聽到不列顛尼亞號的消息。關于格蘭特船長的敘述到這里結束。這段敘述引起不止一次的驚呼，少校再也不懷凝水手長所說的事實，否則，不免太不公正了。有了文件，再加上艾爾通的個人經歷對于這次尋訪就更具有現實意義，這一切充分證明格蘭特船長及他的同伴沒有葬身海底。人們很合理地推測到那三個人的遭遇，所以大家又請艾爾通敘述一下他在內陸的情形。這段敘述很簡單，很通俗。

　　艾爾通成了土人的俘虜之后，就在大運河流域一帶勞動。他生活得很苦，因為那部落本身就是窮苦，但是他并不受到虐待。艱苦的奴隸般的生活過了兩年，他的心中依然懷著恢復自由的希望。盡管逃跑會遇到很多危險，但他還是等待任何一個小機會以便逃脫。

　　1864年10的一個夜晚，他趁土人防備不嚴，跑到原始森林里躲了起來。整整躲了一個月，他吃的是草根、樹葉、樹皮等，在廣無人煙的地域來回徘徊。白天靠太陽，晚上靠星星辨別方向，他常常淪入絕望的境地。就這樣，他越過沼澤、河流、高山，走過許多探險家都不敢到的地方。最后，他跑得精疲力盡，死去活來，已奄奄一息，才來到奧摩爾這個善良的人家里，以勞動換得幸福生活。

　　“艾爾通對我很感激，我對他也很滿意，”那愛爾蘭移民聽完這段敘述之后說，“他是個聰明又勇敢的人，只要他愿意，這兒永遠是他的家。”

　　水手長做了個手勢，表示對愛爾蘭人的感謝，他等候人們繼續提出問題。這時他心里想他的聽眾問這問那是有充分理由的，應該滿足他們。但是，現在他回答的問題有的提過好幾遍，還有什么新問題呢？因此，爵士讓大家展開討論，根據目前情況，應該怎樣制定下一步的尋訪計劃。少校轉向水手長，問道：

　　“你說你是格蘭特船長的部下，有什么證明嗎？”

　　“這還用說，”艾爾通毫不遲疑地回答。

　　但是，他感覺到少校對他有點不信任，因而又補上一句。

　　“我有船上的服務證書。”

　　說著，立刻走出大廳去取那證書。他來去不過一分鐘。奧摩爾趁這個當兒說了這樣一句話：“爵士，我可以向您保證艾爾通是個誠實人。他在我這里做了兩個月的活，沒有一點可責備的。我事先已知道他是個遇難的俘虜。他是個光明磊落的人，值得你信任。”

　　爵士正在向莊主解釋他可從來沒有懷疑過艾爾通的身份，而這時艾爾通已拿著證書走來。這證書是船主和格蘭特船長共同簽署的，瑪麗認出是父親的筆跡。證書上寫著“茲派一級海員脫姆·艾爾通為格拉斯哥港三桅船不列顛尼亞號上的水手長。”關于對艾爾通的身份毫無懷疑的余地了。“現在，”爵士說，“我征求大家的意見，今后將怎樣做的問題。你的意見，艾爾通，是特有用的。如果你再給我提些建議，我們將十分感謝。”

　　水手長想了一會兒，然后回答說：“謝謝閣下對我的信任，我也盡力不辜負您的希望。我對這兒的風土人情也了解一二，如果我能給諸位幫忙的話……”

　　“你當然能給我們幫上忙！”爵士說。

　　“我和大家想的一樣，”水手長又說，“船長和那兩個伙伴既然從那場慘禍中逃脫出來，沒有跑到英國的屬地，現在又無任何消息，就不得不懷疑和我遭遇一樣，被土人擄去了。”“你說的正是我所預料的情況，”地理學家附和說，“那幾個遇難人明顯做了土人的俘虜，他們在文件中也預料到了。但是我們能不能推測，他們所去的地方和你一樣，在南緯37度線以北呢”。

　　“很有可能，先生，”水手長回答說：“那些歧視歐洲人的土人很少住在英國殖民區的。”

　　“這叫我們找起來困難多了，”爵士說著，心里沒有主意，“這么一大片陸地，我們又怎么能在內陸找到俘虜的蹤影呢？”

　　長時間的沉默之后，海倫夫人用眼光探問全場的旅伴，但是得不到答復，就是那心直口快的地理學家也破例地啞口無言了，門格爾船長在大廳里踱來踱去，也感到有些為難。“你有什么好主意呢，艾爾通先生？”海倫夫人終于問水手長了，“假如是你，將如何做法？”

　　“我要做的話，夫人，”艾爾通相當快地說，“不再回到鄧肯號上，直接駛到出事地點去。到那兒再見機行事，這樣，或許可以找到一點線索，然后再斟酌處理。”

　　“好倒好，”爵士說，“只是要等鄧肯號修好了才成。”

　　“船壞了嗎？”艾爾通問。

　　“是的，”船長回答。

　　“壞得厲害嗎？”

　　“厲害倒不厲害，只是需要些修理工具。一個蒸汽輪的葉片扭壞了，只有到墨爾本才能修好。”

　　“不能張帆行走嗎？”水手長又問。

　　“能是能，但是，稍微起了逆風，鄧肯號到吐福灣太浪費時間了。不管如何，還是要到墨爾本去的。”

　　“那么，讓它先去維修好了，”地理學家叫起來，“我們不坐船去吐福灣了。”

　　“步行去嗎？”船長問。

　　“橫貫澳大利亞和橫貫亞美利亞一樣，我們沿著37度緯線走就行了。”

　　“但是鄧肯號呢？”水手長問，顯得格外關心。

　　“等鄧肯號修好后，去接我們。有誰反對這個計劃？少校怎樣？”

　　“我不反對，”少校回答，“只要橫貫澳大利亞是可行的話。”

　　“那沒問題，”地理學家說，“我還建議海倫夫人和瑪麗小姐一塊去呢！”

　　“你說的是真心話？巴加內爾？”爵士問。

　　“老實不客氣地說，我親愛的閣下。這只有580公里的路程，一天走30公里，不到一個月就走完了，和修好鄧肯號所需時間差不多。啊！如果要在向北一點的緯線上行進，如果要在澳大利亞最寬的部分穿過它，如果要經過那些酷熱的大沙漠，總之，如果要做許多最大膽的探險也沒做過的事，那就不同了。這趟旅行，如果大家愿意的話，可以坐輕快的馬車，也可以坐土車，坐土車更有情調，等于從倫敦到愛爾蘭去游覽一番，沒有什么別的東西。”

　　“若是有猛獸呢？”爵士想把所有可能發生的問題都提出來。

　　“澳大利亞沒有猛獸。”

　　“遇到未開化的土人呢？”

　　“這條緯線上沒有土人。即使有，也不象新西蘭的土人那么兇狠。”

　　“還有英國的流犯呢？”

　　“在澳大利亞南部各省沒有流犯，只有東部殖民區才有。37度緯線穿過的維多利亞省不僅拒絕流犯入境，而且還制定法律，連外省期滿釋放的流犯都不準入境。甚至今年維多利亞省政府還通知輪船公司，如有接受流犯的港口，禁止以后運煤，并停止對公司的補助。”

　　“是的，”奧摩爾肯定了巴加內爾的說法，“不僅維多利亞這樣做，而且南澳、昆土蘭、乃至塔斯馬尼亞各省也紛紛效仿。

　　“就拿我說，我也不曾遇見過，”艾爾通附和道。“你們該放心了吧，朋友們，”地理學家又說，“既沒土人，又沒猛獸，更沒流犯，連歐洲也沒有這樣好的地區！現在，大家該同意這個計劃了吧？”

　　“你的意思如何，夫人？”爵士問。

　　“我同意大家的意見，我親愛的愛德華，”海倫夫人回答完，又把頭轉向大家說：“上路吧！朋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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