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工作以后，我有14年時間是在海拔4000到5000米的極其艱苦的祁連山區和北山沙漠戈壁地區工作。這期間，我一邊工作一邊接觸基層群眾，更使我深深懂得了民生的疾苦和稼穡的艱難。我來自人民，我也有苦難的童年，我同情每一個窮人，愿為他們的幸福獻出自己的一切。到中央工作后，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我用整整10年時間，深入農村、廠礦、科研院所調研。在農村，我白天坐在農民家的炕頭上了解情況，晚上開座談會。我住過鄉里、住過糧庫，經常在一個縣一呆就是一個星期。我幾乎走遍了中國科學院的研究所，同科學家交朋友、談心。我認為，一個領導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決定政權的存亡。衡量政策好壞的標準只有一條，就是群眾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我之所以經常講窮人的經濟學、窮人的政治學和窮人的教育學，就是想讓人們懂得在中國乃至世界上，窮人占多數。一個政府、一個社會應該更多地關愛窮人，窮人應該擁有平等的權利。在中國，不懂得窮人，不懂得農民和城市貧困階層，也就不會懂得窮人的經濟學，更不可能樹立窮人的教育觀。公平的核心是在生存、競爭和發展的機會上人人平等，而不是基于財富或其他特權的平等。一個政府如果忽視民眾和民生，就是忽視了根本。而公平和正義是社會的頂梁柱，失去了它，社會這個大廈就會倒塌。“國之命，在人心”，說的就是人心向背決定社會的發展和政權的存亡。政府是窮人最后的希望，民眾的貧窮是政府最痛心的事。只有把這些道理真正弄懂，才算真正理解“以人為本”的含義。

　　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這是有目共睹的，必須充分肯定。但也要看到，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還存在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城鄉差距、地區差距依然存在；一些地方還存在干部脫離群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嚴重，甚至以權謀私和貪污腐敗的現象；收入分配不合理，有的地方社會矛盾比較突出，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做好經濟發展、社會公正、民主法治和干部廉潔這幾件大事。這都是人心所向，無論哪個方面出了問題，都會影響到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寧。而要做到這一切，必須在黨的領導下，推進改革開放，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我擔任總理已近9年了。這段時期，我們國家遇到許多災害和困難。從2003年的“非典”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再到2010年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災害，各種自然災害和突發事件幾乎沒有中斷過。百年不遇的國際金融危機已持續4年之久，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極大的沖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人民沒有畏懼，沒有退縮，總是滿懷信心、堅持不懈地努力把自己的事情辦好。我十分清楚，實現現代化目標，任務還十分艱巨，需要許多代人的長期艱苦奮斗。這一歷史任務必將落在你們青年人肩上。未來是屬于青年的。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但愿青年朋友們以青春之人生，創造青春之中國、青春之社會，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講到這里，我又想起了南開，中國沒有南開不行，南開不與時俱進不行。這句話的意思是，中國需要教育，更需要有理想、有本領、勇于獻身的青年，這是中國命脈之所在。張伯苓先生自創辦南開之日起，就善于借鑒世界優秀文明成果，緊密結合中國國情，堅持自主辦學，重視教育改革和創新，提倡個性教育和多樣化教育，推崇“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努力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才。57年前，當我坐在這座禮堂里第一次參加開學典禮的時候，楊堅白校長和楊志行校長穿著一樣的米色中山裝，并肩站在講臺上，用他們特有的氣質給大家講話，告訴我們做人的道理，這一幕我至今難以忘懷。南開之所以涌現出一大批志士仁人和科技、文化俊才，是因為她有自己的靈魂。人是要有靈魂的，學校也要有靈魂。讓我們牢記“允公允能，日新月異”的校訓，共同努力把南開辦得更好，使“巍巍我南開精神”發揚光大，代代相傳。

　　南開培養了我，南開是我心里的一塊圣地，我是愛南開的。過去如此，現在依舊，而且愈發強烈。南開精神像一盞明燈，始終照亮著每一個南開人前進的道路。我愿同師生們一起奮斗，做一個無愧于南開的南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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