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畔夜飲
　　豐子愷

　　前天晚上，四位來西湖游春的朋友，在我的湖畔小屋里飲酒。酒闌人散，皓月當空。湖水如鏡，花影滿堤。我送客出門，舍不得這湖上的春月，也向湖畔散步去了。柳蔭下一條石凳，空著等我去坐，我就坐了，想起小時在學校里唱的春月歌：“春夜有明月，都作歡喜相。每當燈火中，團團清輝上。人月交相慶，花月并生光。有酒不得飲，舉杯獻高堂。”覺得這歌詞溫柔敦厚，可愛得很！又念現在的小學生，唱的歌粗淺俚鄙，沒有福分唱這樣的好歌，可惜得很！回味那歌的最后兩句，覺得我高堂俱亡，雖有美酒，無處可獻，又感傷得很！三個“得很”逼得我立起身來，緩步回家。不然，恐怕把老淚掉在湖堤上，要被月魄花靈所笑了。

　　回進家門，家中人說，我送客出門之后，有一上海客人來訪，其人名叫CT（1），住在葛嶺飯店。家中人告訴他，我在湖畔看月，他就向湖畔去找我了。這是半小時以前的事，此刻時鐘已指十時半。我想，CT找我不到，一定已經回旅館去歇息了。當夜我就不去找他，管自睡覺了。第二天早晨，我到葛嶺飯店去找他，他已經出門，茶役正在打掃他的房間。我留了一片，請他正午或晚上來我家共飲。正午，他沒有來。晚上，他又沒有來。料想他這上海人難得到杭州來，一見西湖，就整日尋花問柳，不回旅館，沒有看見我留在旅館里的名片。我就獨酌，照例傾盡一斤。

　　黃昏八點鐘，我正在酩酊之余，CT來了。闊別十年，身經浩劫，他反而胖了，反而年輕了。他說我也還是老樣子，不過頭發白些。“十年離亂后，長大一相逢，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這詩句雖好，我們可以不唱。略略幾句寒暄之后，我問他吃夜飯沒有。他說，他是在湖濱吃了夜飯，─—也飲一斤酒，─—不回旅館，一直來看我的。我留在他旅館里的名片，他根本沒有看到。我肚里的一斤酒，在這位青年時代共我在上海豪飲的老朋友面前，立刻消解得干干凈凈，清清醒醒。我說：“我們再吃酒！”他說：“好，不要什么菜蔬。”窗外有些微雨，月色朦朧。西湖不像昨夜的開顏發艷，卻有另一種輕顰淺笑，溫潤靜穆的姿態。昨夜宜于到湖邊步月，今夜宜于在燈前和老友共飲。“夜雨剪春韭”，多么動人的詩句！可惜我沒有家園，不曾種韭。即使我有園種韭，這晚上也不想去剪來和CT下酒。因為實際的韭菜，遠不及詩中的韭菜的好吃。照詩句實行，是多么愚笨的事呀！

　　女仆端了一壺酒和四只盆子出來，醬鴨，醬肉，皮蛋和花生米，放在收音機旁的方桌上。我和CT就對坐飲酒。收音機上面的墻上，正好貼著一首我寫的，數學家蘇步青的詩：“草草杯盤共一歡，莫因柴米話辛酸。春風已綠門前草，且耐余寒放眼看。”有了這詩，酒味特別的好。我覺得世間最好的酒肴，莫如詩句。而數學家的詩句，滋味尤為純正。因為我又覺得，別的事都可有專家，而詩不可有專家。因為做詩就是做人。人做得好的，詩也做得好。倘說做詩有專家，非專家不能做詩，就好比說做人有專家，非專家不能做人，豈不可笑？因此，有些“專家”的詩，我不愛讀。因為他們往往愛用古典，蹈襲傳統；咬文嚼字，賣弄玄虛；扭扭捏捏，裝腔做勢；甚至神經過敏，出神見鬼。而非專家的詩，倒是直直落落，明明白白，天真自然，純正樸茂，可愛得很。樽前有了蘇步青的詩，桌上醬鴨，醬肉，皮蛋和花生米，味同嚼蠟；唾棄不足惜了！

　　我和CT共飲，另外還有一種美味的酒肴！就是話舊。闊別十年，身經浩劫。他淪陷在孤島上，我奔走于萬山中。可驚可喜，可歌可泣的話，越談越多。談到酒酣耳熱的時候，話聲都變了呼號叫嘯，把睡在隔壁房間里的人都驚醒。談到二十余年前他在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當編輯，我在江灣立達學園教課時的事，他要看看我的子女阿寶，軟軟和瞻瞻─—《子愷漫畫》里的三個主角，幼時他都見過的。瞻瞻現在叫做豐華瞻，正在北平北大研究院，我叫不到；阿寶和軟軟現在叫豐陳寶和豐寧馨，已經大學畢業而在中學教課了，此刻正在廂房里和她們的弟妹們練習平劇！我就喊她們來“參見”。CT用手在桌子旁邊的地上比比，說：“我在江灣看見你們時，只有這么高。”她們笑了，我們也笑了。這種笑的滋味，半甜半苦，半喜半悲。所謂“人生的滋味”，在這里可以濃烈地嘗到。CT叫阿寶“大小姐”，叫軟軟“三小姐”。我說：“《花生米不滿足》、《瞻瞻新官人，軟軟新娘子，寶姐姐做媒人》、《阿寶兩只腳，凳子四只腳》等畫，都是你從我的墻壁上揭去，制了鋅板在《文學周報》上發表的，你這老前輩對她們小孩子又有什么客氣？依舊叫‘阿寶’、‘軟軟’好了。”大家都笑。人生的滋味，在這里又濃烈地嘗到了。我們就默默地干了兩杯。我見CT的豪飲，不減二十余年前。我回憶起了二十余年前的一件舊事，有一天，我在日升樓前，遇見CT。他拉住我的手說：“子愷，我們吃西菜去。”我說“好的”。他就同我向西走，走到新世界對面的晉隆西菜館樓上，點了兩客公司菜。外加一瓶白蘭地。吃完之后，仆歐送帳單來。CT對我說：“你身上有錢嗎？”我說“有！”摸出一張五元鈔票來，把帳付了。于是一同下樓，各自回家─—他回到閘北，我回到江灣。過了一天，CT到江灣來看我，摸出一張拾元鈔票來，說：“前天要你付帳，今天我還你。”我驚奇而又發笑，說：“帳回過算了，何必還我？更何必加倍還我呢？”我定要把拾元鈔票塞進他的西裝袋里去，他定要拒絕。坐在旁邊的立達同事劉薰宇，就過來搶了這張鈔票去，說：“不要客氣，拿到新江灣小店里去吃酒吧！”大家贊成。于是號召了七八個人，夏丐尊先生，匡互生，方光燾都在內，到新江灣的小酒店里去吃酒。吃完這張拾元鈔票時，大家都已爛醉了。此情此景，憬然在目。如今夏先生和匡互生均已作古，劉薰宇遠在貴陽，方光燾不知又在何處。只有CT仍舊在這里和我共飲。這豈非人世難得之事！我們又浮兩大白。

　　夜闌飲散，春雨綿綿。我留CT宿在我家，他一定要回旅館。我給他一把傘，看他的高大的身子在湖畔柳蔭下的細雨中漸漸地消失了。我想：“他明天不要拿兩把傘來還我！”

　　三十七年（1948年）三月廿八日夜于湖畔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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