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封建王朝君主之用道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西周“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從春秋戰國混戰,商鞅輔政變法、秦始皇統一天下,到1911年辛亥革命——在這長達三千年之久的封建統治中,先后涌現出夏、商、周、秦漢、新、晉、隋、唐、宋、元、明、清十三個大王朝。當年,秦始皇一手創立秦帝國,自號“皇帝”,欲使秦傳之萬世無窮。的確,每一個君王皆希望自己親手締造的大帝國永世昌盛,亦為此耗盡心血。古人說:“不以規矩,不成方圓”。構建一個龐大的封建體系,國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操控國法的人——一國之君,乃船之船長,發號施令。其用道之策,亦為千年熱題。
中國思想最蓬勃的時期,要數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各國長期撕殺,使得眾多有志之士自研學說,奔走他鄉,欲助國君宏圖大業。于是,一批思想學說如雨后春筍齊發,張現出活躍的生命力。以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為主,輔之名家、陰陽家、縱橫家、農家……各立學著說,形成一派,到處教學游說。往后的中華大地,無一不汲取這些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學術精華。
而治國之道,主要是儒、法、道三家并驅。法家主張法治,嚴刑督國,反對禮治;道家以“清靜無為”為主題,提倡“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的小康生活;儒家則以“仁愛”為本,主張禮治安邦。三家各有一番說理,常常此起彼伏于君權手中。
縱觀中國歷史長河,多數君王是儒表法里。在過渡中,三家應時而生,道所不同。其融合之度,常有驚人巧合。
以漢朝說例。西漢自經吳楚七國之亂,社會動蕩不安。文帝、景帝奉循黃老學說,休養生息,輕徭薄役,使社會基礎大大增加,國力雄厚。這三十多年的“文景之治”,很大程度上為后來漢武帝南征北伐、擴充疆域奠定了堅實基礎。公元前140年(建元),劉徹登基,成為千古一帝漢武帝。執政初期,迫于霍太后掌權、好黃老學說,漢武帝未敢重用儒生。等到霍太后去世,漢武帝立改治國之道,采納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爭討匈奴、開辟西域。漢武帝孜孜不倦,開創了又一個盛世。然而窮兵黷武,造成國庫消耗大,民負增重。到了宣帝時期,漢宣帝以法治國,以史為鑒,再度出現“昭宣中興”。這也是西漢繁盛的尾聲。
一個王朝,是歷史的縮影。法、道、儒三家相生相克,相輔相成。法家,乃強國之道。昔管仲以法治國,使齊國成為大國,齊恒公一躍霸主之位。諸葛亮嚴刑厲法,使蜀漢生生不息。法家之治,可以使一個小國迅速爆發成超級大國,所向無敵,一統江山。但等到國家一定,多年的戰爭侵蝕社會底層,民不聊生。反之,黃老學說亦應運而生。道家,乃養國之道。西漢初年,蕭規曹隨,百姓安居樂業。道家之治,在于不擾民,任由社會自然恢復發展,韜光養晦。可當財富積累過多,也會引起一系列問題。于是,又該儒家上手了。儒家,乃固國之道。歷代君王,終要以孔孟學說來教化百姓,規范禮樂制度。經過一代代傳承發揚,儒學已形成一個龐大體系,是取之無盡的寶庫。它與時俱進,永遠都有自己獨到的一套治國方法,貫穿著“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對鞏固封建統治起了穩定作用。儒家之治,歸于升華凝聚國民思想,營建和諧的環境,促進國家繁榮。
《易經》云:“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治國之法,如同治水,既不可拘泥于掌故,亦不可妄意輕信人言。百王之變法,日日為信,身為一國之君,應動善時,根據不同情況施以不同政策。調整國法,主心在天子一人之手。上行下效,正所謂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回顧歷史,中國也曾有書呆子君主,一味托古改制,沒有因時做事。其中,最著名的要數新朝皇帝王莽了。他率領一幫儒生,按《周禮》將國法改得一塌糊涂,使社稷毀于一旦。
中國封建王朝君主之用道可謂變化無窮。然萬變不離其宗,治國之道皆為鞏固王權,穩定江山社稷。其用道之精髓,留給后人豐富寶貴的紙質、精神財富,引領我們不斷探索思考,發尋更好的治國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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