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送爽，丹桂飄香，遍地黃花盛開。農歷九月初九，又到重陽節。 

 

　　九九重陽，最早見于《易經》。《易經》認為天地萬物雖繁雜無序，但莫不有陰陽之理，都有類可取。數字也不例外，《易經》曰：“以陽爻為九。”也就是說九為陽數，兩九相重、日月并陽，兩陽相重，故稱“重陽”。且“九九”與“久久”同音，所以“九九重陽”還暗含生命長久、健康長壽的深意。

 

　　中國的傳統節日都有一段美麗的傳說，重陽節也不例外。相傳在東漢時期，汝河一帶瘟疫橫行，汝南人桓景的父母不幸死于瘟疫。桓景為了除瘟疫，決心訪仙求道，制服瘟魔。他歷盡艱險入山，拜方士費長房為師，隨其游學，學習消災救人之術。一天，費長房告訴桓景：“九月九，瘟魔又要出來害人，你快去搭救你的鄉親，讓他們身上佩插茱萸，登高，喝菊花酒，即可消災。”桓景回鄉，遍告鄉親，于九月九日這天佩戴茱萸，飲菊花酒，登高。傍晚歸來，發現飼養的雞犬牛羊死光了，大家躲過了一場災難。從此九月初九登高避災的風俗就流傳了下來。

 

　　重陽節的傳統習俗是登高、佩插茱萸和飲菊花酒。吃重陽糕、賞菊花是后來衍生的。

 

　　重陽節登高，不僅有避禍消災的傳統意義，而且符合時令。農歷九月秋高氣爽，正是登高的好季節。重陽節后，草木開始凋零，所以重陽登高秋游又稱“辭青”，與三月春游“踏青”一樣，都是富有詩意的稱呼。

 

　　登高還有步步高升的含意，“高”又有高壽之義，人們認為“登高”可以長壽，所以老人們特別重視這個日子。1989年，我國專門將重陽節定為“老人節”。

 

　　居住在平原地區的百姓，無山可登，無高可攀，就用粳米做花糕，再在糕點上插上一面彩色小三角旗，以示登高（糕）辟災之意，這種做法在古代叫做“食餌”，“餌”即今天的糕點、米果之類。不能登高就吃點“糕”，祖宗們確實很有法子！

 

　　菊花是長壽之花，又名“延壽客”。我國是菊花的故鄉，自古種植菊花就很普遍。菊花凌霜不屈、富有生命力的品質一直受到人們的喜愛。人們愛它、贊它，故常常舉辦大型的菊展。菊展自然多在重陽舉行，因此，重陽節又稱菊花節，菊花又稱九花，賞菊就成了重陽節習俗的組成部分。

 

　　茱萸，也叫“越椒”或“艾子”，是一種常綠小喬木，氣味辛烈，可以防止惡濁，雅號“辟邪翁”。重陽節這天除了佩帶茱萸，也可以佩帶菊花（曰“簪菊”）。重陽茱萸與端午節的雄黃、菖蒲的作用其實差不多，目的在于除蟲防蛀，消毒防疫，藥用作用大于其象征意義（驅災辟邪）。

 

　　自宋元之后，佩茱萸的習俗逐漸少了。原因大概要從重陽節習俗重心的轉移中去尋找。重陽在早期民眾的實踐生活中強調的是辟邪消災，隨著人們生活狀態的改善，人們不僅關注眼前的生活，而且對未來生活也有更多的期盼，祈求長生與延壽。所以“延壽客”的風頭最終蓋過了“辟邪翁”，人們似乎更愛菊花了！

 

　　九九重陽，早在春秋戰國屈原的《遠游》里就提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不過這里的“重陽”是指天，還不是指節日。三國時魏文帝曹丕《九日與鐘繇書》中，則已明確寫出重陽有飲宴了：“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并應，俗嘉其名，以為宜于長久，故以享宴高會。”

 

　　晉代名士陶淵明，一生愛詩、酒和菊花。他在《九日閑居》詩序中同時提到菊花和酒：“余閑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于言。”世人崇拜陶淵明，爭相效仿。有了名人的示范效應，重陽飲酒賞菊的做法在魏晉時期就更為普遍了。今天看來，如果要給重陽節找“代言人”，陶淵明應該是最合適的人選。

 

　　南朝宗懔《荊楚歲時記》這樣記載重陽：“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宴飲。佩茱萸，食蓮耳，飲菊花酒，令長壽。”

 

　　到隋朝，杜公瞻說：“九月九宴會不知起于何代，然自漢至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節，佩茱萸、食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近代皆宴設于臺榭。”

 

　　杜公瞻所說的“北人”是相對于“南人”而言的。南人與北人，其實都是中國人，但是地理環境的不同造成了生活方式、飲食習慣等方面的差異，即便是民族大融合的今天，說起“南方人”與“北方人”，給人的感覺還是差異比較大。隋朝當時的首都在長安（今西安），屬于北方，北方人士是社會主流。所以杜公瞻說：“重陽節起于何時，不得而知，總之很早，從漢代以來一直有，今天我們隋朝的主流社會也很重視這個節氣──每每設宴于樓臺亭榭，佩茱萸、吃花糕、飲菊花酒，以求福壽長久。”

 

　　重陽被正式定為節日始于唐代。唐朝皇帝下旨，以中和（農歷二月初二，又稱龍抬頭，傳說這天是黃帝的誕辰）、上巳、重陽三天為三令節，這三天是法定節日，人們不上班是受法律保護的。

 

　　盛世唐朝是一個詩人扎堆的時代，重陽自然成為詩人們詠唱不倦的題材。

 

　　田園詩人孟浩然在《過故人山莊》寫道：“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詩人享受著故人準備的美酒佳肴，開懷暢飲，把酒言歡。田園美景，豐收喜事，令詩人情不自禁地表示：“待到重陽節，我要再來喝酒賞菊啊。”邊塞詩人岑參在赴安西行軍途中，時值重陽，思想也開了小差：“強欲登高去，無人送酒來。遙想故園菊，應傍戰場開。” （《行軍九月思長安故園》）詩圣杜甫沉疴纏身，還在《九日》中強撐：“重陽獨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

 

　　重陽、菊花，一旦經過詩人們的品玩，就詩里酒外，再也分不開了。黃巢在《不第賦菊》詩中寫道：“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后百花殺。沖天香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后來這首詩被大導演張藝謀拿去整出了一部電影《滿城盡帶黃金甲》。

 

　　詠唱重陽節最為膾炙人口的當屬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茱萸在王維這兒被貼上了“思念”的標簽，與重陽一道傳承著。詩人總是多情，重陽佳節，獨在異鄉，由此及彼，揣摩到山東諸兄弟乃至天下人共同的心態，寫下了“每逢佳節倍思親”的名句，傳頌古今。

 

　　對詩人們來說，重陽思親的主題是相同的，表達的方式卻各有不同。相比男詩人的直抒胸臆，女詞人的綿延婉約更讓人傷感。

 

　　“薄霧濃云愁永晝，瑞腦消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李清照《醉花陰》）說的是獨處閨中的少婦，日子過得無聊郁悶極了；情人遠離，只有燃著瑞腦的金獸香爐和玉枕紗廚相伴；閨房一片沉寂，那斷斷續續的殘煙，如同白晝一樣悠長。突然意識到，重陽節又到了，“玉枕紗廚”在往昔是和夫婿共用的，而今獨對，倍感孤零。夜幕四垂之際，對菊獨飲，借酒遣愁；驀地發現有秋菊暗香盈袖，正有“莫道不銷魂”的暗喜，不料西風卷簾，不經意瞥見窗外黃花，大吃一驚！原來“人比黃花瘦”。

 

　　李清照以蕭瑟的秋菊，比閨中少婦獨守空帷的清瘦與相思，凝煉真切，經典的思婦形象躍然紙上。

 

　　歷代詩人對重陽節數不盡的詠唱詩詞中，都離不開賞菊、插茱萸、登高等節俗，而且多為有感、傷別、思親而發。詩人們重陽節登山不是興之所至，而是必不可少的活動。事前相約結伴而行，彼此告誡“菊花天氣莫蹉跎”，并且，“囊中歸味添茱萸，里心賠有菊花”，早有周到的準備。詩人們乘著古來遺風，沿著桓景的足跡登山，只是沒有意識到，桓景登山是為趨吉避兇，而自己是在尋找一片好心情。

 

　　當然，重陽也不盡是好心情，明末詩人冀景雋“無伴獨登樓”（《九月登樓有懷》），看到的是：幾株孑然屹立在相國荒冢前的孤柏和荒煙蔓草中廢棄的玩河臺，一眼望去處處都是蕭瑟的秋色，令人哀傷。國破家衰，詩人眼里哪有風景？

 

　　而清代詩人李士英眼里卻是另一番景象：“千秋落葉隨風走，萬里長江貼地流，村圃雨余鴉噪晚，關山霜冷雁鳴秋”。（《重陽偕友登玩河樓》）詩人們滿懷雅興，結隊登上岡山的玩河樓，放眼四望，落葉隨風、江流貼地，雨余鴉噪晚、霜冷雁鳴秋，伴著結隊登山、興高采烈的詩人，大好秋色，無限生機勃勃。

 

　　同樣的重陽秋色，在不同人眼里，卻是不同的景色與心情；但你也不必為此不解，因為佛教早有云：心中有何物，眼中就有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