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國內情況

1921年華盛頓會議后，日本開始大規模裁軍。1921年日本的軍費為七億三千萬日元，1930年則裁減到五億日元以下，裁減額達40%。可是大規模裁軍卻引起了軍人們的強烈不滿。自從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一直奉行軍事優先的原則，培養了大批職業軍人。對于職業軍人來說，除了軍事以外他們沒有其他特長，裁軍等于砸他們的飯碗。此外，裁軍以前職業軍人是社會上最受尊敬的人，軍隊是最光榮的職業。但裁軍開始后，職業軍人一下變成社會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學生不再報考軍事院校，一些飯店甚至拒絕穿軍服者進入。裁軍給職業軍人們帶來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不滿的軍人開始秘密集會，天劍黨、櫻會、一夕會等軍人秘密組織紛紛成立，后來廣為中國人所熟悉的東條英機、岡村寧次等人，都是一夕會的成員。不過當時最有名的還是石原莞爾，是他提出“滿蒙生命線”的理論。石原也是后來9·18事變的主謀。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義一主持召開“東方會議”，確立了“把滿洲從中國本土分裂出來，自成一區，置日本勢力之下”的侵略方針。兩年后，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波及日本，到1931年，日本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日本政府急于發動一場對中國東北的戰爭，借以轉移國內人民的視線，緩和階級矛盾，醫治經濟危機造成的創傷。

二、日本控制東北鐵路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獲勝，通過日俄講和條約，將中國旅順、大連等地的租借權和長春-旅順的鐵路及附屬設施的財產權利占為己有。此后，日本創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并有關東軍負責鐵路沿線的警備。

三、田中奏折

1927年6月，日本召開“東方會議”，并制定了《對華政策綱要》(即田中奏折)。在田中奏折中曾經提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中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這份奏折在1929年被曝光，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以及日后的中國政府均認為是日本奉行對付中國政策的證明。

田中奏折的真實性受到包括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長蔣立峰在內的學者質疑，當前的主流說法多認為其應為國民政府所偽造然而時至今日查考史料及歷史脈絡，當時日本計劃對華戰爭已久確為事實。

四、皇姑屯事件與東北易幟

當初，日軍與東北軍閥張作霖維持了合作關系，但漸漸的，日本開始將張作霖視為障礙。1928年，關東軍將張作霖乘坐的列車炸毀，張作霖重傷不治身亡，史稱皇姑屯事件。日本關東軍希望借此事件造成東北出現群龍無首的局面。

皇姑屯事件并未引起日軍所期待的東北混亂，相反，1928年12月29日，張作霖的繼承人張學良突然宣布全東北易幟，接受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領導。張學良進一步對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態度，并開始在南滿洲鐵路附近建設新的鐵路設施，通過低廉的價格與之競爭，導致南滿洲鐵路陷入了經營危機。感到危機感的關東軍不斷提出抗議，但張學良并不愿意妥協。因此日軍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等人決定發動戰爭來奪得主導權。

五、萬寶山事件

1931年，中國人郝永德，未經政府批準，騙取萬寶山村附近12戶農民的土地，并違法轉租給188名朝鮮人耕種水稻。這些朝鮮人開掘水渠，截流筑壩。這一工程侵害了當地農戶的利益，馬家哨口200余農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僑出境”。然而日本駐長春領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鮮人撤走，且限令于7月5日前完成筑渠。7月1日，中國農民400余人，聯合起來平溝拆壩。7月2日，日本警察鎮壓平溝的中國農民，雙方對峙，后日本增武裝警察，在日本軍警保護下，工程于7月5日完成。同時，朝鮮日報記者金利三，說朝鮮人在萬寶山被殺，掀起朝鮮半島大規模的排華活動，當地華僑死傷數百人。日本卻以此次事件誣陷中國傷害朝鮮僑民。

六、中村事件

1931年6月，日本關東軍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興安嶺索倫一帶作軍事調查，被中國東北軍興安屯墾公署第三團團副董昆吾發現并扣留，在證據確鑿情況下，團長關玉衡下令秘密處決中村震太郎。日本借機宣稱東北軍士兵因謀財害命而殺死中村，威逼中國交出關玉衡，并在日本民眾中煽風點火，用“中村事件”和“萬寶山事件”誣陷中國“損害日韓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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