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愛國將領張學良和楊虎城將軍率部發動的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是中國抗日戰爭史上的一件意義特別重大的事件。它對于改變南京國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促成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起了關鍵作用。

駐扎在西安為中心的西北地區的，是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第十七路軍，這兩支軍隊均非蔣介石嫡系，被蔣派往西北剿共。張學良因不戰而失東北后，內心愧疚，隨著日本侵略的不斷加深，反攻復土之心越發強烈，對消耗自身抗戰力量的內戰越發不滿。楊虎城同樣熱切希望進行抗戰。

同時，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從軍事上給國民黨“圍剿”企圖以有力打擊，另一方面，出于民族大義，積極呼吁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張揚受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感召，遂與紅軍實現秘密�；�，并屢屢請求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

張學良甚至聲淚俱下，向蔣介石哭諫，苦陳抗戰之必需，但遭到蔣的嚴詞訓斥。蔣介石不僅嚴厲拒絕張、楊的請求，進而調集嫡系部隊進駐陜甘，親臨西安督促“剿共”，逼迫張、楊進攻紅軍，否則就將張揚部隊調離拆散。甚至當西安民眾得知蔣在西安時向蔣游行請愿要求實施抗戰時，蔣命令張學良對愛國請愿群眾用機槍掃射進行嚴酷鎮壓，使張學良深感不解和痛苦。為了保護群眾，張學良向群眾保證將用自己的行動給大家一個滿意的答復，才勸阻了群眾繼續前進，避免了一場驚天血案的發生。這一事件，加劇了張揚對蔣錯誤政策的不滿。張揚見用盡任何辦法勸蔣都無效，不得已決定實行“兵諫”。

1936年12月12日凌晨，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協同行動，扣留了蔣介石，并囚禁了隨蔣同行的諸多國民黨軍政大員，隨即通電全國，昭示扣蔣的唯一目的是促進抗戰，并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內戰等八項抗日主張。

西安事變發生后，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在如何處理事變的問題上，南京政府當局出現了強硬軍事解決與和平談判解決兩種截然對立的主張。

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的發生過程一無所知，事變完全是張揚的單獨行動。事變的發生給中共中央引起了強烈震動。中共中央對事變發生后國際國內的形勢進行了認真研究，出于團結抗戰民族救亡的大計，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主張用一切方式聯合南京的左派，爭取中派，反對親日派，以推動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西安事變同樣引起了國內國際輿論的廣泛密切的關注，強烈希望和平解決，不希望在日本侵略的緊要關頭自相殘殺、自毀長城，形成了強大的和平解決的輿論壓力。

事變發生后，張楊立即邀請中共派出代表赴西安會商解決辦法，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全權代表參加了談判。南京政府當局在弄清張學良、楊虎城和共產黨并不想加害蔣介石，而是希望和平解決事變的態度后，22日，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及妻弟宋子文親赴西安商談。周恩來遵照中共中央的有關指示，在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商討并進行與南京方面的談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2月24日晚，周恩來會見蔣介石，當面向蔣介石說明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政策。在各方面因素的綜合壓力下，蔣介石也不得不認識到內戰沒有前途，抗戰才是必由之路，終于表示同意談判條件，“以人格擔保”口頭允諾“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國決不再發生反共內戰”，終于準備轉向抗戰。

25日下午，在已得到保證后，為了確保蔣介石的安全，緩解緊張局勢，張學良決定立即釋放蔣介石，并不計個人安危親自護送蔣介石乘飛機離開西安，充分體現了張學良之所以發動事變完全是出于要求抗戰的公心，不為任何一己私利。然而一到南京，蔣介石立刻扣留張學良，使一代少帥永陷囹圄。張學良被扣引起東北軍的混亂，在周恩來的艱苦工作下穩定了局勢。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中國有內戰轉向準備抗戰的時局轉換的樞紐，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南京政府當局終于逐步轉變了長期以來在“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下對日妥協退讓的懦弱行為，開始準備抗戰。中國共產黨在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中國共產黨不計前嫌，出于民族大義支持蔣介石國民黨一致抗戰，毅然決定與國民黨進行第二次合作，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利益至上的偉大胸懷。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后，內戰在事實上大體停止下來了，國共關系得到迅速發展，從而開始了國內和平的新時期，中國得以集中精力準備全面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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