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登場：春天的故事

　　對于第一批踏上社會的70后大學生而言，1992年不僅是他們處子秀的重要時刻，也是中國經濟的轉折之年。那一年，中國的GDP增速6.7%。那一年，對上海的一個大學畢業生來說，能拿到500元月薪就讓人十分心動了。

　　吳曉波在《激蕩三十年》里寫道：“1992年的春天，給喜好‘大歷史闡述’的中國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以至于在后來的很多記憶中，這一年整個兒都是春天。”

　　70后們也許還記得，這一年的春天從1月1日就開始了。《人民日報》發表的《元旦獻詞》中，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把主要闡述集中于經濟方面。不久，鄧小平南方講話，東方風來滿眼春。

　　全國出現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公司熱”。從2月開始，北京市的新增公司以每個月2000家的速度遞增，比過去增長了2-3倍。到8月22日，全市庫存的公司執照已全數發光，市工商局不得不緊急從天津調運一萬份執照以解燃眉之急。在中關村，1991年的科技企業數目是2600家，到1992年底沖到了5180家。四川、浙江、江蘇等省的新增公司均比上年倍增。在深圳，當時中國最高的國際貿易中心大廈里擠進了300家公司。一層25個房間，最多的擁擠著20多家公司，有的一張寫字臺就是一家公司。

　　中國最大的綜合類民營企業——復星集團創始人郭廣昌的創業之路，也是從1992年開始的。那時，在復旦畢業后當了3年老師的郭廣昌放棄了出國發展的機會，與復旦的4個朋友一起成立了廣信科技咨詢公司，并在半年后靠PCR乙型肝炎診斷試劑獲得第一桶金。60后郭廣昌的成功，激勵了許多70后甚至80后。

　　1992年，政府的中低層官員中出現了一個經商熱，后來他們管自己叫“92派”。那一年，全國至少有10萬黨政干部下海經商。股票開始大熱，認購證是70后的一次好機會。

　　那一年，彌漫在中國與西方世界之間的陰霾逐漸散去。跨國公司迫不及待地紛紛加大對華投資——一度擱淺的通用汽車、摩托羅拉、杜邦等公司的投資陸續恢復；克萊斯勒公司開始商討擴大北京吉普的運營；波音、惠普和通用電氣等制造商四面八方展開大規模銷售；在比爾·蓋茨親自督導下，微軟在北京開設了辦事處。美國通用電氣公司(GE)的杰克·韋爾奇是鄧小平南方講話后第一個趕來中國的重量級跨國公司CEO。那年夏天他興奮地對下屬說，中國是目前世界上最激動人心的市場，GE將在80多年后重返中國。

　　那個年代，外企成了很多大學生的工作首選。據統計，上世紀90年代初的中國的城市職工收入是美國普通人月收入的1/40-1/50，而外資企業執行的基本是母國的工資標準，即使中方職員也不會少太多。1993年拍攝的電視劇《洋行里的中國小姐》，無疑反映了那個時期中國人對外企的向往。

　　1992年，本土企業也在成長的路上。

　　那一年，張瑞敏在青島的海爾已經晉升為國家一級企業，先后兼并了青島的電鍍廠、空調器廠、冷柜廠和冷凝器廠，構筑起了多元化的家電制造格局。柳傳志的聯想公司正試圖從上一年的黑色風暴中緩過氣來，當時全國一年的電腦銷量只有20萬臺，主要銷售對象是政府和企業用戶。柳傳志敏銳地感覺到，電腦家庭化的時代好像已經到來了，他委派年輕的楊元慶擔任新成立的微機部總經理，推出了中國第一個家用電腦品牌“聯想1＋1”，“人類失去聯想，世界將會怎樣”的廣告詞風靡大江南北。

　　靠販賣科技器械起家的萬科，那時變成了一家以房地產為主業，同時又無所不做的“集團公司”，王石先后辦起了連鎖超市、建材工廠、影視文化公司和酒店經營公司等，旗下公司超過50家。任正非迎來了人生的一個轉機，華為自主研發的大型交換機終于在這年研制成功，當時國內的城市通訊設備市場已經被阿爾卡特、朗訊和西門子等跨國公司把持，喜歡讀《毛澤東選集》的任正非想起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到1992年底，華為的銷售額超過1億元人民幣。

　　回首1992年的中國，這個大舞臺上似乎到處喜氣洋洋，對于那年畢業的64萬70后大學生而言，遍地都是機會。也正是從那一年開始，自1978年高考恢復以后實行的畢業生分配制度面臨改革，結束國家統分，開始了畢業生自主擇業，雙向選擇。1992屆畢業生還嘗到了自主擇業的甜頭。

　　1970年出生的上海人衛哲是其中的佼佼者。1992年，從上海外國語大學畢業的衛哲進入當時中國最大的投資銀行——上海萬國證券公司給CEO當助理，不到3年時間就做到了資產管理總部副總經理的位子，為他日后職業經理人的生涯奠定了基礎。有趣的是，衛哲先后給百安居和阿里巴巴打工，然后又回到了金融業——他如今是嘉御基金的創始合伙人兼董事長。

　　那個時候，“造原子彈不如賣茶葉蛋”的說法廣為人知，高校教師是令人心酸的弱勢群體，留校絕不是應屆生的優先選擇。誰也沒有想到，多少年后留校會難于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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