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的花樣就更多了。我早年在一本舊書中讀到嘉慶皇帝如何殺戮一個在圓明園試圖向他動刀的廚師的具體記述，好幾天都吃不下飯。后來我終于對其他殺人花樣也有所了解了，真希望我們下一代不要再有人去知道這些事情。那一大套款式，絕對只有那些徹底丟棄了人性卻又保持著充分想象力的人才能設計得出來。以我看來他們的設計原則是把死這件事情變成一個可供細細品味、慢慢咀嚼的漫長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組成人的一切器官和肌膚全都成了痛苦的由頭，因此受刑者只能怨恨自己竟然是個人。我相信中國的宮廷官府所實施的殺人辦法，是人類從猿猴變過來之后幾十萬年間最為殘酷的自戕游戲，即便是豺狼虎豹在旁看了也會瞠目結舌。幸好中國的皇帝在這方面都沒有神經脆弱的毛病，他們總是玩牌一樣掂量著各種死法，有時突然想起"犯人"戰功赫赫或學富五車，會特別開恩換一種等級略低一點的死法，在這種情況下，不僅將死的"犯人"會衷心地叩謝皇恩浩蕩，而且皇帝自己也覺得仁慈過人、宅心寬厚。皇帝的這個習慣倒是成了中國的社會慣例，許多笑容可掬的方案權衡，常常以總體性的殘忍為前提。殘忍成了一種廣泛傳染的歷史病菌和社會病菌，動不動就采取極端措施，驅逐了人道、公德、信義、寬容、和平。

　　現在可以回到流放上來了。說過了殺的花樣，流放確實成了一種極為仁厚的懲罰，但實際上對承受者來說，殺起來再慢也總不會拖延太久，而流放卻是一種長時間的可怖折磨。死了倒也罷了，問題是人還活著，種種不幸都要用心靈去一點點消受，這就比死都煩難了。就以當時流放東北的江南人和中原人來說，首先讓人受不了的事實是流放的株連規模。有時不僅全家流放，而且禍及九族，所有遠遠近近的親戚，甚至包括鄰里，全都成了流放者，往往是幾十人、百余人的隊伍，浩浩蕩蕩。別以為這樣熱熱鬧鬧一起遠行并不差，須知這些幾天前還是錦衣玉食的家庭都已被查抄，家產財物蕩然無存，而且到流放地之后做什么也早已定下，如"賞給出力兵丁為奴"，"給披甲人為奴"等等，從孩子開始都已經是奴隸。一路上怕他們逃走，便枷鎖千里。我現在隨手翻開桌上的史料就見到這樣一條記載：明宣德八年，一次有一百七十名犯人流放到東北，但死在路上就有三分之二，到東北只剩下五十人。由此，一路上的自然艱苦和人為虐待便可想見。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這些奴隸分配給了主人，主人見美貌的女性就隨意糟蹋，怕丈夫礙手礙腳先把丈夫殺了；人員那么多用不了，選出一些女的賣給娼寮，選出一些男的去換馬。最好的待遇算是在所謂"官莊"里做苦力，當然也完全沒有自由，照清代被流放的學者吳兆騫記述，"官莊人皆骨瘦如柴"，"一年到頭，不是種田，即是打圍、燒石灰、燒炭，并無半刻空閑日子。"

　　在一本叫《絕域紀略》的書中描寫了流放在那里的江南女子汲水的鏡頭："春余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腳單衣悲號于肩擔者，不可紀，皆中華富貴家裔也。"在這些可憐的汲水女里面，肯定有著不少崔鶯鶯、林黛玉這樣的人物，昨日的嬌貴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連那點哀怨悱惻的戀愛悲劇，也全部成了奢侈。

　　康熙時期的詩人丁介曾寫過這樣兩句詩：南國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遼陽。這里該包含著多少讓人不敢細想的真正大悲劇啊。詩句或許會有些夸張，但當時中原各省在東北流放地到了"無省無人"的地步是確實的。據李興盛先生統計，單單清代的東北流人（其概念比流放犯略大），總數在１５０萬以上。普通平民百姓很少會被流放，因而其間"名士"和"佳人"的比例確實不低。

　　如前所說，這么多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株連者，這個冤屈就實在太大了。那些遠親，可能根本沒見過當事人，他們的親族關系要通過老一輩曲曲折折的比劃才能勉強理清，現在卻一古腦兒都被趕到了這兒。在統治者看來，中國人都不是個人，只是長在家族大樹上的葉子，一片葉子看不順眼了，證明從根上就不好，于是一棵大樹連根兒拔掉。我看"株連"這兩個字的原始含義就是這樣來的。樹上的葉子那么多，不知哪一片會出事而禍及自己，更不知自己的一舉一動什么時候會危害到整棵大樹，于是只能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此這般，中國怎么還會有獨立的個體意識呢？我們以往不也見過很多心底里很明白而行動卻極其窩囊的人物嗎？有的事，他們如果按心底所想的再堅持一下就堅持出人格和個性來了，但皺眉一想妻兒老小、親戚朋友，也就立即改變了主意。既然大樹上沒有一片葉子敢于面對風的吹拂、露的浸潤、霜的飄灑，整個樹林也便成了沒有風聲鳥聲的死林。朝廷需要的就是這樣一片表面上看起來碧綠蔥蘢的死林，"株連"的目的正在這里。

　　我常常設想，那些當事人在東北流放地遇見了以前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次卻因自己而罹難的遠房親戚，該會說什么話，作何等樣的表情？而那些遠房親戚又會作什么反應？當事人極其內疚是毫無疑問的，但光內疚夠嗎？而且內疚什么呢？他或許要解釋一下案情，而他真能搞得清自己的案情嗎？

　　能說清自己案情的倒是流放者中那一部分真正的罪犯，即我們現在所說的刑事犯；還有一部分屬于宮廷內部勾心斗角的失敗者，他們大體也說得清自己流放的原因，其中有些人的經歷也很有歷史意味，但至少我今天在寫這篇文章時對他們興趣不大。最說不清楚的是那些文人，不小心沾上了"文字獄"、科場案，一夜之間成了犯人，竟然福大命大沒被砍頭，與一大群株連者一起跌跌撞撞地發配到東北來了，他們大半搞不清自己的案情。

　　"文字獄"的無法說清已有很多人寫過，不想再說什么了。我想，流放東北的文人中真正算得上"犯案"的大概就是在科舉考試中作弊的那一撥了。明代以降，特別是清代，壅塞著接二連三的所謂"科場案"，好像魯迅的祖父后來也挨到了這類案子里邊，幸好沒有全家流放，否則我們就沒有《阿Ｑ正傳》好讀了。依我看，科場中真作弊的有（魯迅的祖父像是真的），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恣意夸大甚至無中生有的。例如１６５７年（順治十四年）發生過兩個著名的科場案，造成被殺、被流放的人很多，我們不妨選其中較嚴重的一個即所謂"南闈科場案"稍稍多看幾眼。

　　一場考試過去，發榜了，沒考上的仕子們滿腹牢騷，議論很多，被說得最多的是考上舉人的安徽青年方章鉞可能（！）與主考大人是遠親，即所謂"聯宗"吧，理應回避，不回避就有可能作弊。落第考生的這些道聽途說被一位官員聽到了，就到順治皇帝那里奏了一本，順治皇帝聞奏后立即（！）下旨，正副主考一并革職，把那位考生方章鉞捉來嚴審。這位安徽考生的父親叫方拱乾，也在朝中做著官，上奏說我們家從來沒有與主考大人聯過宗，聯宗之說是誤傳，因此用不著回避，以前幾屆也考過，朝廷可以調查。本來這是一件很容易調查清楚的事情，但麻煩的是皇帝已經表了態，而且已把兩個主考革職了，如果真的沒有聯過宗，皇帝的臉往哪兒擱？因此朝廷上下一口咬定，你們兩家一定聯過宗，不可能不聯宗，沒有理由不聯宗，為什么不聯宗？不聯宗才怪呢！既然肯定聯過宗，那就應該在子弟考試時回避，不回避就是犯罪。刑部花了不少時間琢磨這個案子，再琢磨皇帝的心思，最后心一橫，擬了個處理方案上報，大致意思無非是，正副主考已經激起圣怒，被皇帝親自革了職，那就干脆處死算了，把事情做到底別人也就沒話說了；至于考生方章鉞，朝廷不承認他是舉人，作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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