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中國古代的學術研究除了李時珍、徐霞客等少數例外，多數習慣于從書本來到書本去，缺少野外考察精神，致使我們的學術傳統(tǒng)至今還缺乏實證意識。這些流放者卻在艱難困苦之中齊心協(xié)力地克服了這種弊端，寫下了中國學術史上讓人驚喜的一頁。他們腳下的這塊土地給了他們那么多無告的陌生，那么多絕望的酸辛，但他們卻無意怨恨它，反而用溫熱的手掌撫摸著它，讓它感受文明的熱量，使它進入文化的史冊。

　　在這整個過程中，有幾個代代流放的南方家族給東北所起的文化作用特別大，例如清代浙江的呂留良家庭、安徽的方拱乾、方孝標家族以及浙江的楊越、楊賓父子等。近代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在民國初年曾說到因遭文字獄而世代流放東北的呂留良（即呂用晦）家族的貢獻：呂氏"后裔多以塾師、醫(yī)藥、商販為業(yè)。土人稱之曰老呂家，雖為臺隸，求師者必于呂氏，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輕，其后裔亦未嘗自屈也。""齊齊哈爾人知書，由呂用晦后裔謫戍者開之，至于今用夏變夷之功亦著矣。"說到方家，章太炎說："初，開原、鐵嶺以外皆胡地也，無讀書識字者。寧古塔人知書，由方孝標后裔謫戍者開之。"（《太炎文錄續(xù)編》）當代歷史學家認為，太炎先生的這種說法史實可能有所誤，評價可能略嫌高，但肯定兩個家族在東北地區(qū)文教上的啟蒙之功是完全不錯的。

　　一個家族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對這個家族來說是莫大的悲哀，但他們對東北的開發(fā)事業(yè)卻進行了一代接一代的連續(xù)性攻堅。他們是流放者，但他們實際上又成了老資格的"土著"，他們的故鄉(xiāng)究竟在何處呢？我提這問題，在同情和惆悵中又包含著對勝利者的敬意，因為在文化意義上，他們是英勇的占領者。

　　不管怎么說，東北這塊在今天的中華版圖中已經一點也不顯得荒涼和原始的土地，應該記住這兩個家族和其他流放者，記住是他們的眼淚和汗水，是他們軟軟的南方口音，給這塊土地播下了文明的種子。不要把視線老是停留在那些邊界戰(zhàn)役和民族抗爭上，停留在那些轟轟烈烈的大事件上，那些戰(zhàn)爭和事件，其實并沒有給這塊土地帶來多少滋養(yǎng)。

　　五

　　我希望上面這些敘述不至于構成這樣一種誤解，以為流放這件事從微觀來說造成了許多痛苦，而從宏觀來說卻并不太壞。

　　不。從宏觀來說，流放無論如何也是對文明的一種摧殘。部分流放者從傷痕累累的苦痛中掙扎出來，手忙腳亂地創(chuàng)造出了那些文明，并不能給流放本身增色添彩。且不說多數流放者不再有什么文化創(chuàng)造，即便是我們在上文中評價最高的那幾位，也無法成為我國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才。第一流人才可以受盡磨難，卻不能受到超越基本生理限度和物質限度的最嚴重侵害。盡管屈原、司馬遷、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寧古塔那樣的流放方式卻永遠也出不了《離騷》、《史記》和《紅樓夢》。文明可能產生于野蠻，卻絕不喜歡野蠻。我們能熬過苦難，卻絕不贊美苦難。我們不怕迫害，卻絕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難中顯現人性、創(chuàng)建文明，本源于他們內心的高貴。他們的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一變再變，但內心的高貴卻未曾全然消蝕，這正像不管有的人如何趕潮流或身居高位卻總也掩蓋不住內心的卑賤一樣。毫無疑問，最讓人動心的是苦難中的高貴，最讓人看出高貴之所以高貴的，也是這種高貴。憑著這種高貴，人們可以在生死存亡線的邊緣上吟詩作賦，可以用自己的一點溫暖去化開別人心頭的冰雪，繼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點燃文明的火種。他們?yōu)榱宋幕�和文明，可以不顧物欲利益，不顧功利得失，義無反顧，一代又一代。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高貴者確實是愚蠢的，而聰明的卻是那些卑賤者。但是，這種愚蠢和聰明的劃分本來就屬于"術"的范疇而無關乎"道"，也可以說本來就屬于高貴的領域之外的存在。

　　由此我又想到，東北這塊土地，為什么總是顯得坦坦蕩蕩而不遮遮蓋蓋？為什么沒有多少豐厚的歷史卻快速地進入到一個開化的狀態(tài)？至少有一部分，來自流放者心底的那份高貴。

　　我站在這塊古代稱為寧古塔的土地上，長時間地舉頭四顧而終究又低下頭來，我向一些遠年的靈魂祭奠。為它們大多來自浙江、上海、江蘇、安徽那些我很熟悉的地方，更為它們在苦難中的高貴。

　　作者簡介：余秋雨，中國當代著名散文家、學者。一九四六年生，浙江余姚人。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協(xié)會會長。著有《戲劇理論史稿》、《戲劇審美心理學》、《中國戲劇文化史述》、《藝術創(chuàng)造工程》等書，一九八七年獲頒“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榮譽稱號。散文著作主要有散文集《文化苦旅》、《山居筆記》、《霜冷長河》等，在近幾年文化界影響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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