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同在流放地的文士間的友誼之外，外人與流放者的友誼也會顯出一種特殊的重量，因為在株連之風極盛的時代，與流放者保持友誼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而且地處遙遠，在當時的交通和通訊條件下要維系友誼又極為艱難。因此，流放者們在飽受世態炎涼之后完全可以憑借往昔的友誼在流放后的維持程度來重新評驗自己原先置身的世界。

　　元朝時，浙江人駱長官被流放到黑龍江，他的朋友孫子耕竟一路相伴，一直從杭州送到黑龍江。清康熙年間，兵部尚書蔡毓榮獲罪流放黑龍江，他的朋友，上海人何世澄不僅一路護送，而且陪著蔡毓榮在黑龍江住了兩年多才返回江南。專程到東北探望朋友的人也有不少，例如康熙年間的流放者傅作楫看到老友吳青霞不遠千里前來探望，曾用這樣的詩句來表達感受：濃陰落盡有高柯，昨日流鶯在何處？友情，經過再選擇而顯得單純和牢固了。

　　讓我特別傾心的是康熙年間顧貞觀把自己的老友吳兆騫從東北流放地救出來的那番苦功夫。顧貞觀知道老友在邊荒時間已經很長，吃足了各種苦頭，很想晚年能贖回來讓他過幾天安定日子。他有決心叩拜座座侯門來贖金集資，但這事不能光靠錢，還要讓當朝最有權威的人點頭，向皇帝說項才是啊。他好不容易結識了當朝太傅明珠的兒子納蘭容若。納蘭容若是一個人品和文品都不錯的人，也樂于幫助朋友，但對顧貞觀提出的這個要求卻覺得事關重大，難于點頭。顧貞觀沒有辦法，只得拿出他為思念吳兆騫而寫的詞作《金縷曲》兩首給納蘭容若看，因為那兩首詞表達了一種人間至情，應該比什么都能說服納蘭容若。兩首詞的全文是這樣的：

　　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魑魅搏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云手。冰與雪，周旋久。

　　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夠？比似紅顏多命薄，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君懷袖。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齊名非忝竊，試看杜陵消瘦，曾不減、夜郎潺［亻愁］。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凄涼否？千萬恨，為君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時，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后。言不盡，觀頓首。

　　不知讀者諸君讀了這兩首詞作何感想，反正納蘭容若當時剛一讀完就聲淚俱下，對顧貞觀說："給我十年時間吧，我當作自己的事來辦，今後你完全不用再叮囑我了。"顧貞觀一聽急了："十年？他還有幾年好活？五年為期，好嗎？"納蘭容若擦著眼淚點了點頭。

　　經過很多人的努力，吳兆騫終于被贖了回來。在歡迎他的宴會上，有一位朋友寫詩道："廿年詞賦窮邊老，萬里冰霜匹馬還。"是啊，這么多年也只是他一個人回來，但這一萬里歸來的"匹馬"，真把人間友誼的力量負載足了。

　　還有一個人也是靠朋友，而且是靠同樣在流放的朋友的幫助，偷偷逃走的，他就是浙江蕭山人李兼汝。這個人本來就最喜歡交朋友，據說不管是誰只要深夜叩門他一定要留宿，客人有什么困難他總是傾囊相助。他被流放后，一直靠一起流放的朋友楊越照顧他，后來他年老體衰，實在想離開那個地方，楊越便想了一個辦法，讓他躲在一個大甕里由牛車拉出去，楊越從頭至尾操作此事，直到最后到了外面把他從大甕里拉出來揮淚作別，自己再回來繼續流放。這件事的真相，后來在流放者中悄悄傳開來了，大家十分欽佩楊越，只要他有什么義舉都一起出力相助，以不參與為恥。在這個意義上，災難確實能凈化人，而且能凈化好多人。

　　我常常想，今天東北人的豪爽、好客、重友情、講義氣，一定與流放者們的精神遺留有深刻關聯吧。流放，創造了一個味道濃重的精神世界，竟使我們得惠至今。

　　四

　　除了享受友情之外，流放者總還要干一點自己想干的事情。基本的勞役是要負擔的，但東北的氣候使得一年中有很長時間完全無法進行野外作業，而且管理者也有松有緊，有些屬于株連而來的對象或隨家長而來的兒孫一輩往往有一點兒自由，有的時候、有的地方，甚至整個流放都處于一種放任自流的狀態，這就使得流放者總的說來還是有不少空余時間的，需要自己找活干。一般勞動者找活不難，文人則又一次陷入了深思。

　　我，總要做一點別人不能代替的事情吧？總要有一些高于揀野菜、拾馬糞、燒石灰、燒炭的行為吧？尤其當珍貴的友誼把文人們凝聚起來之后，"我"的自問變成了"我們"的集體思索。"我們"，既然憑借著文化人格互相吸引，那就必須進一步尋找到合適的行為方式而成為實踐著、行動著的文化群落，只有這樣，才能求得靈魂的安定。這是一種回歸，大多數流放者沒有吳兆騫、李兼汝那樣的福氣而回歸南方，他們只能依靠這種文化意義上的回歸，而實際上這樣的回歸更其重要。吳兆騫南歸后三年即貧病而死，只活了五十四歲，李兼汝因偷偷摸摸逃回去的，到了南方東藏西藏，也只活了三年。留在東北的流放者們卻從文化的路途上回了家，有的竟然很長壽。

　　比較常見的是教書。例如洪皓曾在曬干的樺樹皮上默寫出《四書》，教村人子弟，張邵甚至在流放地開講《大易》，"聽者畢集"，函可作為一位佛學家當然就利用一切機會傳播佛法；其次是教耕作和商賈，例如楊越就曾花不少力氣在流放地傳播南方的農耕技術，教當地人用"破木為屋"來代替原來的"掘地為屋"，又讓流放者隨身帶的物品與當地土著交換漁牧產品，培養了初步的市場意識，同時又進行文化教育，幾乎是全方位地推動這塊土地走向了文明。文化素養更高一點的流放者則把東北這一在以往史冊文典中很少涉及的角落作為自己進行文化考察的對象，并把考察結果以多種方式留諸文字，至今仍為一切進行地域文化研究的專家們所寶愛。例如方拱乾所著《寧古塔志》、吳振臣所著《寧古塔紀略》、張縉彥所著《寧古塔山水記》、楊賓所著《柳邊紀略》、英和所著《龍沙物產詠》、《龍江紀事》等等便是最好的例子，這些著作（有的是詩集）具有極高的歷史學、地理學、風俗學、物產學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是足可永垂史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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