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處理方案送到了順治皇帝那里，大家原先以為皇帝也許會比刑部寬大一點，做點姿態，沒想到皇帝的回旨極其可怕：正、副主考斬首，沒什么客氣的；還有他們領導的其他所有試官到哪里去了？一共十八名，全部絞刑，家產沒收，他們的妻子女兒一概做奴隸。聽說已經死了一個姓盧的考官了？算他幸運，但他的家產也要沒收，他的妻子女兒也要去做奴隸。還有，就讓那個安徽考生不做舉人算啦？不行，把八個考取的考生全都收拾一下，他們的家產也應全部沒收，每人狠狠打上四十大板，更重要的是，他們這群考生的父母、兄弟、妻子，要與這幾個人一起，全部流放到寧古塔！（參見《清世主實錄》卷１２１）

　　這就是典型的中國古代判決，處罰之重，到了完全離譜的程度。不就是僅僅一位考生可能與主考官有點沾親帶故的嫌疑嗎？他父親出來已經把嫌疑排除了，但結果還是如此慘烈，而且牽涉的面又如此之大。能代表朝廷來考試江南仕子的考官，無論是學問、社會知名度還是朝廷對他們信任的程度本來都應該是不成問題的，但為了其中一個人有那么一丁點兒已經排除了的嫌疑，二十個全部殺掉，一個不留。而且他們和考生的家屬全部不明不白地遭殃。這中間，唯一能把嫌疑的來龍去脈說得稍稍清楚一點的只有安徽考生一家－－方家，其他被殺、被打、被流放的人可能連基本原因也一無所知。但不管，刑場上早已頭顱滾滾、血跡斑斑，去東北的路上也已經浩浩蕩蕩。這些考生的家屬在跋涉長途中想到前些天身首異處的那二十來個大學者，心也就平下來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何況人家那么著名的人物臨死前也沒吭聲，要我冒出來喊冤干啥？充什么英雄？這是中國人面臨最大的冤屈和災難時的精神衛護邏輯。一切原因和理由都沒有什么好問的，就算是遇到了一場自然災害。且看歷來流離失所的災民，有幾個問清過臺風形成的原因和山洪暴發的理由？算啦，低頭干活吧，能這樣不錯啦。

　　三

　　災難，對常人來說也就是災難而已，但對知識分子來說就不一樣了。當災難初臨之時，他們比一般人更緊張，更痛苦，更缺少應付的能耐；但是當這一個關口渡過之后，他們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識又會重新蘇醒，開始與災難周旋，在災難中洗刷掉那些只有走運時才會追慕的虛浮層面，去尋求生命的底蘊。到了這個時候，本來經常會嘲笑知識分子幾句的其他流放者不得不收斂了，他們開始對這些喜歡長吁短嘆而又手無縛雞之力的斯文人另眼相看。

　　流放文人終于熬過生生死死最初撞擊的信號是開始吟詩，其中有不少人在去東北的半路上就已獲得了這種精神復蘇，因為按照當時的交通條件，這好幾千里的路要走相當長的時間。清初因科場案被流放的杭州詩人、主考官丁澎在去東北的路上看見許多驛站的墻壁上題有其他不少流放者的詩，一首首讀去，不禁笑逐顏開。與他一起流放的家人看他這么高興，就問："怎么，難道朝廷下詔讓你回去了？"丁澎說："沒有。我真要感謝皇帝，給我這么好的機會讓我在一條才情的長河中暢游，你知道嗎，到東北流放的人幾乎都是才子，我這一去就不擔心沒有朋友了。"丁澎說得不錯，流放者的隊伍實在是把一些平日散落各地的杰出文士集中在一起了，幾句詩，就是他們心靈交流的旗幡。

　　丁澎被流放的時候，他的朋友張縉彥曾來送行，沒想到三年以后張縉彥也被流放，戍所很遠，要經過丁澎的流放地，兩人見面感慨萬千，唏噓一陣之后，互相能夠贈送的東西仍然只有詩。丁澎送張縉彥的詩很能代表流放者的普遍心理：老去悲長劍，胡為獨遠征？半生戎馬換，片語玉關行！亂石沖云走，飛沙撼磧鳴。萬方新雨露，吹不到邊城。（《送張坦公方伯出塞》）丁澎早流放幾年，因此他有資格叮囑張縉彥："愁劇須憑酒，時危莫論文。"

　　"時危莫論文"并不是害怕和躲避，而是希望朋友身處如此危境不要再按照原先文縐縐的思路來考慮問題了。用吳偉業贈吳兆騫的詩句來表述，文人面對流放，產生的總體感受應該是"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原先的價值坐標轟毀了，連一些本來確定無疑的概念也都走向模糊和混亂，這對許多文人來說都不完全是一件壞事。

　　有一些文人，剛流放時還端著一副孤忠之相，等著哪一天圣主來平反昭雪；有的則希望有人能用儒家的人倫道德標準來重新審理他們身陷的冤屈，哪怕自己死后有一位歷史學家來說兩句公道話也好。但是，茫茫的塞外荒原否定了他們，浩浩的北國寒風嘲笑著他們，文天祥雖然寫過"留取丹心照汗青"，而"汗青"本身又是如此曖昧不清。

　　到東北的流放者一般都會記得宋、金戰爭期間，南宋的使臣。洪皓和張邵曾被金人流放到黑龍江的事跡。洪皓和張邵算得為大宋朝廷爭氣的了，在揀野菜充饑、拾馬糞取暖的情況下還凜然不屈。一次一位比較友好的女真貴族與洪皓談話，談著談著就爭論起來了，女真貴族生氣地說："你到現在還這么口硬，你以為我不能殺你么？"洪皓回答："我是可以死了，但這樣你們就會蒙上一個斬殺來使的惡名，恐怕不大好。離這里三十里地有個叫蓮花濼的地方，不如我們一起乘舟去游玩，你順便把我推下水，就說我是自己失足，豈不兩全其美？"他的這種從容態度，把女真貴族都給鎮住了。后來金兵占領了淮北，宣布說只要是淮北籍的宋朝官員都可回家了，不少被流放的宋朝官員紛紛偽稱自己是淮北人而南返，惟獨洪皓和張邵明確說自己是江南人，因此一直在東北流放到宋、金和議達成之后才回來。完全出人意料的是，這兩人在東北為宋廷受苦受難十余年，回來卻立即遭受貶斥，洪皓被秦檜貶離朝廷，張邵也被彈劾為"奉使無成"而遠放，兩人都很快死在顛沛流離的長途中。倒是金人非常尊敬這兩位與他們作對的使者，每次有人來宋廷總要打聽他們的消息，甚至對他們的子女也倍加憐惜。這種事例，很使后代到東北的流放者們深思。既然朝廷對自己的使者都是這副模樣，那它真值得大家為它守節效忠嗎？我們過去頭腦中認為至高無上的一切真是那樣有價值嗎？

　　順著這一思想脈絡，東北流放地出現了一個奇跡：不少被流放的清朝官員與反清義士結成了好朋友，甚至到了生死莫逆的地步。原先各自效忠的對象，無論是明朝還是清朝都消解了，消解在朔北的風雪中，消解在對人生價值的重新確認里。

　　"同是冰天謫戍人，敝裘短褐益相親。"（戴梓）當官銜、身份、家產一一被剝奪，剩下的就是生命對生命的直接呼喚。著名的反清義士函可在東北流放時最要好的那些朋友李［衤因］、魏［王官］、季開生、李呈祥、郝浴、陳掖臣等幾乎都是被貶的清朝官吏，以這些人為骨干，函可還成立了一個"冰天詩社"。是不是這些昔日官吏現都卷入到函可的反清思潮中來了呢？并不是。他們相交只是"以節義文章相慕重"，這里所說的"節義"又不具備尋常所指的國家民族意義，而僅僅是個人人品。其實個人人品最是了不得，最不容易被外來的政治規范修飾或扭曲。在這一點上，中國歷來對"大節"、"小節"的劃分常常是顛倒的。函可的那些朋友在個人人品上確實都是很值得敬重的，李［衤因］獲罪是因為上諫朝廷，指陳當時的一個"逃人法""立法過重，株連太多"；魏［王官］因上疏主張一個犯人的"妻子應免流徙"而自己反被流徙；季開生是諫阻皇帝到民間選美女，郝浴是彈劾大漢奸吳三桂驕橫不法……總之是一些善良而正直的人。現在他們的發言權被剝奪了，但善良和正直卻剝奪不了，跟著他們走南闖北。函可與他們結社是在順治七年，那個時候，江南很多知識分子還在以"仕清"為恥，而照我們今天某些理論家的分析，他們這些官吏之所以給清廷提意見也是為了清廷的長遠利益，不值得半點同情，但函可卻完全不理這一套，以毫無障礙的心態發現了他們的善良與正直，然后把他們作為一個個有獨立人品的個人來尊重。政敵不見了，民族對立松懈了，只剩下一群赤誠相見的朋友。

　　有了朋友，再大的災難也會消去大半。有了朋友，再遭的環境也會風光頓生。出身于上海松江縣的學者藝術家楊［王宣］是一個一生中莫名其妙地多次獲罪，直到七十多歲還在東北曠野上掙扎的可憐人，但由于有了朋友，他眼中的流放地也不無美色了。他的一首《謫居柬友》最能表達這種心情：同是天涯萬里身，相依萍梗即為鄰。閑騎蹇衛頻來往，小擘霜鰲忘主賓。明月滿庭涼似水，綠莎三徑軟于茵。生經多難情愈好，未覺人間古道淪。"生經多難情愈好"，這實在是災難給人的最大恩惠。與東北大地上的朋友相比，原先在上海、在北京的朋友都算不上朋友了，靠著親族關系和同僚關系所擠壓出來的笑容和禮數突然顯得那樣勉強，豐厚的禮品和華瞻的語句也變得非常蒼白。列寧主義惟獨這兒，［原文如此－－輸入者注］什么前后左右的關系也不靠，就靠著赤條條的自己尋找可以生死以之的知己好友，還有什么比這更珍貴的么？

　　我敢斷言，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中，最珍貴、最感人的友誼必定產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產生在那些蓬頭垢面的文士們中間。其他那些著名的友誼佳話，外部雕飾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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